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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麟

王慧麟:一種共識政治的終結

【明報文章】一代政治巨人「飛哥」李鵬飛病逝,有些政界人士深表哀悼。他的離逝,不單止是工商界的建制陣營,失去了一個有力的聲音,亦代表了過往的一套共識政治,已經走向終結。

筆者與飛哥認識於媒體,亦得飛哥指點迷津,好多時候就不少議題,理解工商界以至北京部分高層人士的想法。筆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多年前曾經與一些朋友,希望為教育組織做籌款及游說的工作,但當時筆者只是「廢中」,除了「官商勾結」口號琅琅上口之外,對於商界人脈及組織,一竅不通,唯有硬着頭皮找飛哥幫忙。飛哥對於我等後輩,不單耳提面命,亦立即代為聯絡一些商界人士與我等憤怒「廢中」見面。可見飛哥此種不計政治立場,提攜後輩的精神和態度,確實值得尊敬。

這就是上一代政治人物的操作方式。外界在閱讀「華叔」(司徒華)、「大Sir」(鍾士元)以及「飛哥」的回憶錄和訪問,大多有一種印象,即是所謂「和而不同」。即是說,儘管大家在對中政策、政制發展以至民生事務都有不同的立場,大家私下都有互相聯絡,有社交會面,有私人情誼。這是一種表面亂糟糟的政治秩序之下,另一種香港獨有的政治秩序及倫理。

這又怎麼說?外界若深入研究香港的政治運作,就可以立即點出問題:香港政府不是執政黨,在立法會沒有選票,如果政府想在立法會通過法案,就要在立法局(或立法會)內,依靠有實力的建制派政壇「大老」們討論、協調及合作。這時候,立法局(或立法會)內的建制派要員,例如飛哥或其他工商界的政治大老,就可以與不同派別的政治人物做好搭橋鋪路的工作,有時候要各派議員讓一步或半步,有時候就可以叫政府讓步,以促成一種主流的共識。好些時候,他們亦讓一些所謂「反對聲音」出現,在會議廳內狂鬧政府,做做「姿態」,好讓這些鬧政府的議員給選民交代。以前在港英年代以至1997年後初期,工商界政黨有所謂「Bill王」,即是能夠順利完成法案審議的工作,需要的不止是法律的知識,而是有足夠的政治能力,妥善處理小組內不同政黨及派系的意見。

做「刁」達至共識的模式 被棄若敝屣

所以這些「Bill王」,也是「刁王」,即是做deal,也是做好政治交易的能手,在舊的政治框架之下,政府及各界人士,着實需要這種政治人才;而且,這也是制度上,讓這些經濟上信奉自由主義、民生上信奉個人努力、政治上相對開明的工商界人物及政黨,大顯身手的機會。但是,在2003年之後,北京加強對香港的管治,逐漸不再依賴這些在關鍵時刻會倒戈的建制派政客,而到了2014年北京提出了「全面管治權」之後,這種以做「刁」達至共識的政治運作模式已經被棄若敝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抗式的政治運作方式。北京以至香港特區政府,也懶得花時間與反對意見摸底,探求一種共同妥協的操作空間,而是盡快走足程序,夠票就通過了。

飛哥病逝,其所代表的政治運作方式,已經走向終結。其所代表的所謂「開明建制派」,近年在北京強力主導及改造香港政治體制的情况下,空間也相當狹窄。現在,在人人需要政治上站好隊,個個都要對齊線的新香港政治秩序下,所謂「開明」、「中間路線」,也可能是一個政治自殺的標籤。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王慧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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