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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尚智

吳尚智:歷史科公開試題目應否取消?——與楊潤雄局長商榷

【明報文章】年逾古稀,退休後已不再行文臧否時事;然而過去任教香港理工學院與香港城市大學期間,與考試局(考評局前身)早已結緣約30年,除了出任中文科、中史科科目委員,還長期參與中文科審題、擬題工作,深知箇中艱苦,願以過來人的經歷和感受,與香港市民分享,並就審題與取消題目等略陳所見。

(1)審題程序是否嚴謹?

審題小組成員包括相關科目專家/教師,大學的學者為數不少,局方科目主任兼顧記錄及文書工作,雖是成員之一,並不主持會議。曾經共事的幾位科目主任,處事戒慎恐懼,尊重其他成員意見,絕不主導或控制會議,當然對一些和考試相關的技術問題會比較敏感,正是職責所在。準備一份公開試試卷,往往開會10多次,無分晚上與周末。坦白說,報酬相當微薄,與付出的時間和精力不成比例。假如沒有為考生着想的熱忱,以及成員群策群力的意志,早就退出工作了。成員對於命題類型、立意、難度、答卷時間控制,以至句斟字酌,無不各抒己見,反覆討論甚或爭論,不厭其煩。試題和評卷指引最後定稿,更必須成員一致同意。回首前塵,我可以肯定:考試局/考評局的審題過程公正嚴謹,局方人員守正不阿,制度行之有效,經得起時間考驗。在香港人尤其是考生和家長心目中,考試局/考評局具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公信力至低限度不比監警會遜色。至於考試局/考評局長期以來建立的海外聯繫及取得的國際聲譽,都值得香港人珍惜,刻意貶損並非明智之舉。

(2)相關題目是否有嚴重缺失?

細觀引起爭論的題目,教育局楊局長批評為「資料片面」、「題目具引導」、「題目本身並無討論空間,答案只有弊,不會有任何利」。以我多年審題的經驗,任何試題所附的參考資料,都不大可能面面俱到。受答卷時間所限,閱讀量不能太大,篇幅、字數一定受到制約,相信老師和考生都深明箇中道理。某種程度上也是考驗考生如何參考有限的資料突圍而出,盡量配合題目的相關要求。通常擬題員選擇參考資料,傾向考生未知的方面,人盡皆知的溫習熱點不會選取。資料有時刻意帶給考生不尋常的觀察起步點,但不會抹煞考生自由發揮的空間。開放型的題目,有時和辯論比賽的題目有點相似。理想的辯題較為平衡,正反雙方能利用的論據與事例不應太懸殊,然而實情往往不然,其中一方的難度有時明顯較大。不過,貌似不利的一方,倘若能因難見巧,更易取得評判的歡心,高分在望。資料C及D分別取材自1905年及1912年的文獻,而試題所涉及的時段則為「1900-45年間」,資料只涉及較早時段。而且1900年和1945年分別是庚子拳變和抗戰勝利之年,可能引起的情緒觸動特別大。假如題目改為「1900-15年間」或是從1900年到民國成立,資料「片面」的爭議會較小,正反雙方可發揮的空間較接近。從政治而論,晚清時革命領袖如國父孫中山與黃興,以至不少革命志士,都曾經流亡日本,得到日本人的幫助,維新黨人亦然。從文化而論,新文學運動主將如魯迅、周作人兄弟,郁達夫等都曾經東渡扶桑,還有不少各個學術領域的名人,都抱着向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學習的理念而留學日本,例子不勝枚舉。假如有聰慧的學子,以前期(1900年起十餘年間)利多於弊/利弊參半,後期有弊無利作為答題主軸,是否能取得高分?可見楊局長所謂「並無討論空間」難以完全成立,審題小組亦不會輕易犯上此等低級錯誤。至於日寇侵華的罪行罄竹難書,考生可從課程中認識基本史實,答題時自行發揮,「就所知解釋答案」以符合題目要求。總而言之,題目雖非完美,但未至於如楊局長所言,缺失嚴重至非全題取消不可。

(3)公開試題目不可輕言取消

公開試關乎廣大考生個人前途和家人寄望,事關重大,必須審慎從事,不可輕率而為。考試和抗疫重點相近,就是尊重專家的專業意見。在塵埃落定之前,應該按照考評局現行機制,由該科試卷主席等自考卷選取適量樣本,經科學分析,集體作出適切建議,交由考評局跟進。在此之前,教育局不宜插手。任何最終決定,應以整體考生福祉為依歸。公開試取消個別題目,甚或全卷重考,都是迫不得已而為之,例如試題外泄,考試中途試場有安全問題如火警、不明氣體泄漏之類,本次事件未至於此。考評局如今似乎成為眾矢之的,顧念前緣,平心說幾句公道話,未免有負前賢「明哲保身」的期許。不過,事情如果處理不當,相信日後組織審題小組一定日趨困難,有識之士恐怕會爭相逃避。

作者是退休大學中文教師、香港城市大學中文文學碩士課程前主任

[吳尚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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