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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偉豪

黃偉豪:香港與新加坡:回不了過去,但往何處出發?

【明報文章】在一場翻天覆地的「反送中」運動發生後,香港早已回不了過去,問題只是應該往何處去?

香港近日出現了由兩位前特首牽頭的「香港再出發大聯盟」,雖然有多達過千名的發起人,當中包括了城中的頂級富豪及多間大學的校長,但外間的迴響普遍負面,更惡搞把它改名為「香港再出殯大聯盟」,沒有信心聯盟可為香港找到出路,只會死路一條。綜合各方的批評和質疑,沒有人反對要再出發,只是大家對目的地存在激烈的爭議。

兩個完全不同的再出發方向

在香港未來何去何從的問題上,反映着兩種對香港將來想像的分歧,亦代表着社會上被粗略和籠統地分成的「黃」和「藍」兩派。前者追求一個民主、開放和進步的社會,後者則似乎不介意香港的民主或自由在倒退,只要有強大的國家及民族主義作為後盾,經濟繼續增長,物質生活有保證便絕無問題。

面對兩個完全不同的再出發方向,除了是兩個價值之爭外,也是一個十分之現實和理性的問題,就是到底由各自不同價值帶動出來的理想世界,是否可以落實?在這一問題上,傳統以來,新加坡是傾向保守的陣營,用來引證自己的理念可以落實的成功典範,它完美地結合了有限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強大的國家權力、受監控的個人自由及驕人的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人民似乎不在意政治與自由,開心快樂地過着每一天。

可是,以上的情况,可能反映着昔日的新加坡,特別是由李光耀執政的年代,遠遠多於今時今日真正的新加坡。

要了解新加坡的真實現况,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副教授及前副院長陳思賢教授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一書(註),便極有參考的價值。這書原名是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本是以英文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這是一本短小但精要的好書,強而有力地介紹何謂「新加坡模式」,更讓我們了解到它現時的局限,及面對的困難和挑戰。

陳思賢教授是新加坡研究的權威,當我數年前得知陳教授會在學術休假期間到訪香港,便慕名邀請他訪問中文大學,以新加坡模式為題給予一個學術講座。在我過往接觸的不少傳統新加坡研究,均是離不開吹噓新加坡的成就,歌頌新加坡模式的自我陶醉和陳腔濫調,欠缺了學術上的嚴謹、執著和批判思維。但陳教授卻完全不同,使到我們可以在毫無遮蓋和掩飾的情况下,真實地零距離了解新加坡的過去、現在與將來。當講座結束後,我立即上前對他說:「你是我認識最具批判性的新加坡學者,而這也是我聽過有關新加坡的最佳講座。」作為一個生於斯長於斯的新加坡人,他對新加坡模式的批判,也只是源於愛之深而責之切。

舊有模式再非經濟增長靈丹妙藥

學術界早已沒有最好和最優越的模式的一回事,也不再認為「新加坡模式」是最理想或唯一的模式,及視之為所有社會和國家的發展目標。事實上,過往很多以經濟發展為主調的模式已成為了神話和泡沫,不是幻滅,便是爆破。它們變得過時和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在後工業化(post industrialization)及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的年代,舊有的模式不論過往是如何成功,再不是經濟增長的靈丹妙藥。更重要的是,在後現代化價值(post modernization values)的普及下,經濟增長往往只是社會共同追求的目標之一,甚至在新世代和年輕人的眼中,有許多其他的目標如環保、民主、公義和自由,遠遠比盲目的經濟增長更為重要,更值得爭取。

以上的看法不是否定過往的一切及上幾代人的努力,而是時移世易,社會已比過往變得更複雜又多元,並且必須建立國際網絡和全球化定位。相反,過往的世界,所指的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格局,相對簡單和單一。當時,在戰後百廢待興,國家建設(nation building)便成為了不少國家,特別是較為年輕的國家,包括剛脫離了殖民地身分(其後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的新加坡的首要工作。國家建設的工作範圍,自然離不開兩個主要任務,第一是建立自己的國民身分認同及價值,及透過推動經濟增長(economic growth),擺脫貧窮,走向富強。

充滿矛盾的身分和價值認同

在「發展型國家」模式下的國民身分和價值認同,是充滿矛盾和諷刺。如前所指,國民一方面要為自己國家的經濟成就感到驕傲和優越,從而建立認同和管治的合法性,但同時要接納及擁護一個並非由有競爭性的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並且犧牲不少的公民權利和自由。當然,在這些國家的當權者,會非常努力地建立一套公共論述(public discourse),這包括了陳教授在書中所說的「新加坡故事」(Singapore Story),強調威權政體是唯一通往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的道路,以洗腦的方式加強在國民心目中自己統治的合法性。但長期的政治保守與社會控制,在一個對外開放的全球化城市,年輕人與社交媒體主導的年代,是否仍然可行?這亦是書中所提出的重大問題。

「新加坡故事」的論述,雖然看似聰明,希望透過意識形態和政治文化的途徑,鞏固和永續當權者的管治;可惜,這也同時成為一種自我制約,無形中是統治者和人民所建立的一張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統治者為自己可繼續享管治權設下條件,也因此埋下「發展型國家」模式日後破產和崩潰的伏線。如前所述,這些模式的末日,是來自在新經濟下,威權的模式已失去了有效推動經濟發展的能力,及社會已失去了以經濟發展作為唯一共同目標的共識,這正是香港及新加坡均面對的相同困境。

「新加坡模式」,對於新加坡而言,代表着過去多於將來。若香港仍有人想以「新加坡模式」作為再出發的目標,只會是一廂情願,迷戀和嚮往一個一早已不再存在的烏托邦。

註:陳思賢著,鄺健銘譯:《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台灣:季風帶文化,2020年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

[黃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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