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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飛龍

田飛龍:疫情紛擾下的愛國與民粹之辯

【明報文章】新冠疫情下的中國輿論場,愛國主義因其特定的革命與運動歷史受到持續性的道德消解,但立足個體自由的泛啟蒙話語並未形成穩健共識,民粹之風在左右互搏中更為滋長。無論是合作抗疫,還是民族復興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長期事業,都需要正面理解和凝聚最低限度的愛國倫理與認同。對國家的肆意消解並不能帶來秩序和自由,反而可能引發混亂與暴力。美國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更加深了愛國與民粹的價值張力。這對反修例與疫情雙重考驗下的香港社會,別具警示意義。

愛國的褒貶兩極

在中國歷史上,愛國一直是高尚情操和偉大事業的代名詞。愛國者,是一項非同尋常的政治榮耀。愛國不僅是五四運動的首要精神元素,更是統一戰線的最大價值公約數。即使在西方,無論是希臘羅馬,還是近代諸國,皆以「愛國」作為憲法建構和政治認同的理性基礎。愛國是一種集體主義,與民族主義頗有關聯。愛國在現代也是一種民主主義,通過訴諸社會契約論及公民權利而建立起個體與共同體之間更為理性化和更為緊密的政治紐帶關係,同時也是共同體凝聚團結、一致對外、發展進步的規範性基礎。

愛國主義在其演進過程中也曾遭遇一定的理論和現實困擾:其一、愛國主義因其集體主義的內涵而可能和啟蒙主義的個體倫理之間構成一定的張力,這種張力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已然存在並對我國的精神接受造成一定困擾;其二、中國現代化過程以「救亡圖存」為主題線索,愛國主義的理論建構夾雜着傳統民族因素和現代啟蒙因素,在應對外部危機及尋求國家現代化的具體歷史實踐中常常出現基於不同立場的衝突性評價。比如對近代史上的「義和團運動」就存在不同評價,對改革史上某些時期針對外國霸凌事件的民眾反應也有不同評價,甚至在中美貿易戰與疫情的中國責任論層面也出現了網絡上的分歧意見。

民粹挪移與正位

民粹主義可遠溯至古希臘哲人的政治討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表現出對「手藝人」(銅鐵階層)參與政治的恐懼與抵制,因其有着對僭主和大眾情緒相結合之最壞政體的切身觀察和反思。民粹不同於民主,因民主是以公民美德為基礎而訴諸公益政治,民粹則以純粹的大眾利益和意見而尋求一種流於世俗的非理性政治。民粹是政治精英對大眾壓力的簡單屈從和對大眾利益未經反思引導的簡單回應,調動的是大眾內心之中非理性、情緒化、欲望化的因素,遏制的是共同體中理性、智慧和節制化的美德因素。演變至近代民主時期,民粹主義在立憲民主框架下仍有其活力和干擾性,並借助一種大眾民主的意識形態而更加具有迷惑性和危害性。現代民主條件下的民粹主義不再簡單作為僭主的政治工具,而成為民主政治的制度性成分和潛在的威脅性因素。法國政治心理學家勒龐的《烏合之眾》以及美國「碼頭哲學家」賀佛爾的《狂熱分子》頗為典型地呈現了現代民主社會的民粹主義病理。比較而言,特朗普以愛國名義煽動民粹,香港反對派以民主名義煽動民粹,是對愛國與民主之理性價值與邊界的僭越。

而將國內民眾的愛國行為指摘為民粹,從理論上看是簡單根據民粹主義的上述非理性特徵及其對民主社會的危害性加以判斷的,從實踐來看則是誤解扭曲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與責任倫理。在過往針對外國列強霸凌的刺激反應中,國內民眾存在一定的網絡和街頭過激行為,但多數民眾是理性節制的,能夠將愛國熱情和理性行動相結合,訴諸於集體表達和行為,同時對於過激的行為,公權力機關的責任追究已構成有力的遏制。

以中美貿易戰及疫情責任論辯來看,輿論場風景迥異:其一是多數民眾對國家利益和發展前途的真誠關切,通過網絡言論、職責及對國家立場與維權行動的正當支持,站在了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一邊;其二是某些網絡言論甚至網絡意見領袖的言行則體現出對上述愛國者言行的詆譭與鄙夷,將之斥責為「民粹」,混淆愛國、民主精神與民粹的規範區分。這些污名化的言論未能正確理解中國愛國主義的深厚歷史內涵及近代過程的艱難發展,也未能具體分析國內民眾日益理性化的愛國表達及與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

你的民粹 我的愛國

扭曲理解中國的愛國主義自然有其特定的規範性訴求,即滿足於一種「歷史終結論」式的歷史理解和演化路徑,其根本點在於仍然將美國模式視為人類文明進步的單一、終極模式。然而,「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福山已經大幅修正其早期結論,開始投入到更為開闊及科學的比較政治制度及政治秩序起源研究,取得了超越最初簡單意識形態的積極學術成果,甚至公開承認抗疫競爭中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可惜的是,內地與港、台仍有相當比例社會文化精英的理論心智與歷史觀停滯於此論。

激進而幽怨的批判者是一個正在消逝的時代現象。他們面對新時代中國的自主規劃,特別是中國更加堅定有力的「一帶一路」全球治理行動與抗疫模式的比較優勢,感受到中國改革路徑與其所謂「理想圖景」之間南轅北轍。中國民眾所愛之「國」不是什麼抽象的「文化中國」或「歷史中國」,而是承載文化與歷史的具體而實踐的「政治中國」。將中國人再次面臨民族復興危機時刻的團結凝聚及良性的官民互動合作扭曲為「民粹」,是一種缺乏理論心智和責任倫理的偏狹世界觀。

總之,愛國不是民粹,是民族精神與民主價值的有機結合。真正的愛國者也不是民粹或投機分子,而是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擔當者和建設者。相反,通過誤解扭曲愛國主義及掏空國家整體內核與倫理根基的所謂「理性主義者」,則很可能是投機主義者。明辨於此,則愛國與民粹之別豁然彰顯,理性民主之路坦然展開。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

[田飛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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