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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蝸藤

黎蝸藤:武漢肺炎中疾控中心專家的失誤

【明報文章】武漢肺炎肆虐,中國各級政府多重失誤。在「背鍋」、「甩鍋」大戰中,人人有份。筆者認為,中國醫學科學界,特別是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專家難辭其咎。

筆者先要肯定,中國醫學科學界在武漢肺炎中有值得讚揚之處。在疫症出現後不久,科學家就分離出病毒,完成了基因組測序,上傳到公開網站供世界使用。整個過程只用了短短十幾天,速度相當快,與2003年SARS可謂天壤之別。這固然有SARS的經驗和這17年來的科技進步等因素,但科學家的努力有目共睹,功不可沒,令國際同行稱道。

可是,經過整合各種信息,尤其是去年12月底到1月初的時序,1月初第一批到武漢考察的疾控中心專家卻存在非常嚴重的失誤,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專家論文和公開信息存巨大差異

1月初,筆者就已疑惑武漢肺炎病毒很奇怪。病毒與宿主的關係是:病毒延續自己基因的最優策略並不是「毒死」宿主,而是減低對宿主的傷害,才能把病毒傳播開來。動物病毒一般已和動物宿主建立平衡,但新傳染到人時,和人尚未達成平衡,死亡率就會高。這樣的病毒通常傳染力不高,如西非的伊波拉病毒。隨着逐漸平衡的過程,人的抵抗力增高,病毒也變得沒有這麼「毒」,傳染力也增強。但也有情况是病毒雖是「新」的,但與原先的人類病毒差別不大,人已有一定的免疫力,這類新病毒傳染力高,但死亡率偏低。武漢官方在1月20日之前一段時間公布的信息是病例長期停留在41例,病死2人,人傳人可能性很低,「可防可控」(註1)。武漢肺炎病毒看似傳染性低,致死率不高,這不符合通常情况。現在看來,果然不符合實際情况。

疾控中心專家組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失誤?兩篇由疾控中心專家在國際期刊上發表的文章和公布給民眾的信息存在巨大差異。

1月24日發表在《柳葉刀》(《刺針》)的論文(註2)對早期發病41人的統計:前4個病例中有3個沒有直接接觸華南海鮮市場(包括第一例);接下來的10個病例(12月15至20日病發)都有接觸市場;但再接下來的病例至少四成都沒有接觸市場。總計三分之一發病者沒有直接接觸市場;其中一對夫婦病例,一人在市場工作,一人沒有接觸市場。結果都很明顯提示了「人傳人」的線路。

論文確認12月中旬已「人傳人」

1月29日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論文(註3)再次確認了以上結果,還多統計了發生在1月1日到20日左右的個案,當中更是絕大部分和市場無關。文章還確認,病毒在去年12月中旬已「人傳人」。文章提及病人大多在病發3天內就已看病,華南海鮮市場的接觸史已是當時必問的問題。《傳染病防治法》也規定病情必須及時上報。可見專家理應很快掌握數據。疾控中心專家如果這樣也看不出「人傳人」,說不過去。

重責是合適預測建議 非事後回顧

疾控中心專家辯解文章都是「回顧性研究」,但也承認當時「保守」、「謹慎」。很多內地網民都指摘,他們有隱瞞數據的嫌疑,光顧着「把數據攢起來寫論文」,不向公眾公開,是嚴重失職。

公平地說,發布疫情的權力不在疾控中心,而在衛健委的官員,專家是否應該對「隱瞞情况」負責尚有待釐清。但疾控中心是掌管全國疾病情况的官方機構,又在1月初到武漢調查,即便或許沒有信息發放權,其意見對決策者也非常重要。假設他們把情况往嚴重方向考慮,事件是不是有另一種可能?

疾控中心專家的身分首先是官員,而不是科學家。最重要的責任不在於事後寫回顧報告,而是在事前及發展過程中,做出合適的預測和建議。過分保守,要求百分之百證據,用詞過分謹慎,不符合人民的期望。更何况,他們發表高檔次文章,不是因為他們水平特別高,而是他們用官方身分壟斷了第一手信息。這些信息完全應該直接公開,現在反過來成為他們晉升途徑的踏腳石。

診斷標準兩失誤 浪費最寶貴十幾天

進一步,從其他報道,特別是財新網對當地醫生的採訪(註4),可以看到疾控中心專家的失誤還遠非「保守謹慎」能解釋的,而是制定「診斷標準」時犯下嚴重的失誤。

報道指,武漢本地醫生在發現異常的肺炎病例後不久已意識到病毒傳染性很強。當時醫生已向上通報,疾控中心專家組第一時間到武漢之後制定了診斷標準:第一要到過華南海鮮市場,第二要有發熱等肺炎症狀,第三要有核酸測試。符合3個條件才能確診。

這個診斷標準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核酸測試這個認定標準太高。由於客觀醫療條件所限,大部分患者無法做測試,大量「疑似病例」不能確診。很多人只能按照普通肺炎歸類處理。在基層醫生眼中,這些「疑似病例」已非常有把握「就是那種病」,但正因如此,確診病例很長一段時間都不多。當時武漢只公布確診病例,不公布疑似病例,大大降低了公眾警惕性。

第二,更嚴重的問題是規定病人必須到過華南海鮮市場才能確認。其後果是,所有能確認的病人必然都到過市場。這樣篩選過的「樣本」當然可推斷「只有到過華南海鮮市場的人才會患病」,從而把人傳人的病例排除在確診病例之外,最後順理成章地得出只會從動物傳到人,「不會人傳人」的結論了。這個推斷過程在邏輯上正確,但樣本被「櫻桃選擇」(cherry-pick)過之後,結論完全錯誤。

這兩個巨大的失誤導致武漢既少報發病人數,又少報了死亡數。這正是一開始報道中,武漢肺炎傳播力和殺傷力都不高的原因。不難推斷,武漢病毒實際上一開始就有很高的傳染力。這才可解釋,為什麼武漢及其臨近地區的病例會如此之多,也可以解釋為什麼病毒致命率不高。到世衛2月12日的統計(註5),海外(約0.2%)和大陸湖北之外的其他地區(約0.4%)的死亡率都不高,致命率遠低於SARS。但湖北的死亡率(約3.2%)數倍於其他地區,主要原因是開始時很多「疑似病例」都無法得到合適的照顧,不少人只能回家「自我隔離」,不但不利康復,更成為社區傳染源。

兩個失誤加在一起,令人無法知道真實的感染情况,也無法意識到擴散危機迫在眉睫。這樣浪費了最寶貴的十幾天。

一開始不那麼保守 高層還會維穩至上?

武漢肺炎災難肯定存在比疾控中心專家更系統性的、更高級別的「鍋」,但疾控中心專家失誤堪稱致命。中國政壇固然有維穩的傾向,專家固然不能下決定,但決策者同樣嚴重依賴專家分析,那是高層參考的最權威信息來源。如果專家一開始不那麼「保守」,高層意識到情况真的非常嚴重,還會維穩至上嗎?筆者表示相當懷疑:武漢在新年前一夜封城的史無前例的措施也是中央做出的。有理由推斷,中央在一開始信息不清是武漢動作遲緩的重要原因。中國醫學科學界的問題不止疾控中心專家,也存在科研體制上的問題。限於篇幅,無法詳細討論。以上討論已經足以論證,疾控中心相關專家實在「罪無可恕」。

註1:bit.ly/2HiGryY

註2:bit.ly/2OP8bzn

註3:bit.ly/2SnNIEe

註4:bit.ly/2OLpzFq

註5:bit.ly/2w7p4ie

作者是旅美歷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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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蝸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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