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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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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永佳:「檢討深層次矛盾」不提政治無助解困

【明報文章】由《逃犯條例》修訂而引發的一連串社會衝突,政府及建制一端,主要有兩種說法。其一是一開始就採用的「暴徒論」,而另一套就是最近政府官員常掛在口邊的「深層次矛盾論」。暴徒論主要是一種價值判斷,並非對事情的分析;但究竟另一方面的深層次矛盾論,又是否足夠讓我們理解,為何下半年會爆發一波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

早於6月17日,《文匯報》評論政府宣布暫緩修例的時候,已鋪陳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矛盾的說法。6月18日就更具體指出修例風波的成因是「困擾本港多時的深層次矛盾始終得不到徹底解決,高樓價、高租金,年輕人出路不多,社會怨氣未能有效釋放,種種因素疊加,導致局面一時難以收拾」。其後,類似的論調亦散見於其他有親中色彩的媒體。

而特區政府就要到稍後的7月9日,特首才承認「從5年前的『佔中』到今日逃犯條例的修訂,我們看到市民的不滿其實是反映社會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我可以在此很誠懇地說,我們不能夠亦不應該再視而不見這些深層次的問題,以為可以解決了一個危機,這些問題便會自動消失」。到了9月4日特首宣布撤回修訂草案,以及為幫助社會前行的4項行動其中之一,就是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就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及檢討,向政府提出建議。

雖然中聯辦等內地官方單位,一直都將事件定性為「暴亂」,抗爭者為「暴徒」,「止暴制亂」為首要工作,但到了9月內地官方媒體亦開始轉風向,尋找香港風波的深層次背景因素。例如新華社9月4日的評論文章,有這樣的分析:「吹開喧囂的政治泡沫,修例風波的背後有着一些香港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這些經濟民生方面的矛盾成因複雜、長期未能解決,積累成巨大的社會問題。」

要對社運問責 才把帳算到資本主義

比起特區政府,內地媒體的討論無疑比較具體和詳細——除了對問題的描述之外,也有對這些問題出現的背景進行分析。其一當然就是資本主義。一國兩制的「兩制」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並存;中央一直對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加干預,甚至予以利用和推動。香港資本主義制度所產生的矛盾,包括產業單一、地產獨大、社會不平等、社會流動受到阻窒等。其中有些是香港的原罪,但也有的是1980年代之後浮現的問題。內地媒體以往多避免在這方面查找不足,今次因為要對社會運動問責,才把帳算到資本主義的頭上。

當然內地現在其實也是混合經濟,也有濃厚資本主義的成分,因此內地論述也多避重就輕,把責任放到「港式」資本主義身上,尤其是香港以自由市場掛帥的管治模式。而自由市場,當然也是特區政府由殖民地時代繼承而來,質疑香港實施資本主義可能就等於質疑一國兩制;但批評港式資本主義放任資本家謀取利潤、罔顧社會責任,就沒有問題了。

也有評論把責任算到香港的精英階層身上,其中地產商是首當其衝。在本港首富李嘉誠先生公開呼籲,年輕人應該「體諒大局」,政府也應該對未來的主人翁「網開一面」之後,立刻引來口誅筆伐,直指地產商從來就是香港深層次矛盾的來源,地產商才是「廢青製造者」、「曱甴之王」。不過泛民反對派也被指難辭其咎:「反對派不斷製造和挑起政治爭拗,罔顧經濟民生大局,人為製造了各種困難。」甚至最近也有人認為,泛民其實也是精英利益集團的一部分。

深層次矛盾論引證「運動淺薄失焦」

除了追究責任之外,深層次矛盾論其實也有另一層意義,就是用來引證抗爭運動的淺薄和失焦。例如最近在內地的網絡世界,就有不少文章冷嘲熱諷香港青年的無知,其中一篇指出「智障」、「腦殘」的香港青年,在「膚淺的香港教育制度蒙養下」,無視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他們居然不是把矛頭指向社會經濟矛盾,反而是針對中央及特區政府,不去爭取分配公平,反而要求什麼自由民主,最後只能從上街遊行取得虛幻的榮光」,「然後繼續用自己的血肉去供養地產資本家」。

平心而論,這套深層次矛盾論,並沒有錯。香港確實存在嚴重的社會經濟矛盾,也實實在在地在現實生活中,令本港青年怨氣聚積。這些怨氣和不滿,確實和抗爭得到支持離不開關係。作為港產「左膠」的一員,自己也曾經對港式資本主義作出同樣的批評,尤其是港英政府在經濟轉型階段的不作為,和對社會民生問題的漠視。我也確實認為所有社會運動,都不應只是政治掛帥,也應有社會經濟綱領。

冀解經濟矛盾令運動消亡 癡心妄想

不過,我們看到的現實就是,五大訴求全是政治訴求,抗爭者不論是如何苦於生活、上游無門,都只將怒火集中在政府施政失當、警隊執法問題,甚至是政制的缺陷,而完全沒有觸及社會經濟問題。社會運動的訴求,本來就不會和所謂客觀矛盾直接掛鈎。突出深層次矛盾,進而斷定抗爭者以雙普選為長期目標,而不是財產再分配,就反映了香港公民社會的短視和無知,只能說是斷錯症。

希望能通過解決深層次社會經濟矛盾,來疏解社會現在的怨氣,從而令抗爭運動消亡,也只是癡心妄想,更何况政府解決這些深層次社經矛盾的能力,其實也是相當有限。當然一種想法是把社會注意力轉移到社經矛盾,有助於令政治掛帥的抗爭運動,喪失群眾的支持,但這顯然也是錯判了所謂沉默大多數心中的算盤。今次區議會選舉素人的大勝,就充分證明政治綱領是何等重要。

在這些問題上,建制派中間頭腦最清醒的依然是曾鈺成先生。他在接受專訪時,總結兩種因素,讓年輕人對一國兩制產生不滿,令抗爭運動爆發:「政治沒民主,經濟又沒民主,這讓年輕人看不到前途。」經濟與政治,缺一不可,但政治問題政治解決,卻是唯一王道。

更深層次矛盾的政治權力分配不均

必須再次強調,社會運動的訴求是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才會出現。在目下的香港,相信不少人都會認為,所謂社會經濟分配的深層次矛盾,其實是受到「更深層次」矛盾的政治權力分配不均所主導。假若政府是真心希望解決房屋問題與做好青年工作,當然是一件好事。但現在政府拋出要檢討深層次矛盾,如果沒有包括、甚至突出政治制度方面的根源,只會令到抗爭者,甚至同情抗爭的「和理非」,覺得是「九唔搭八」,甚至是有意去轉移視線;不但無助解決問題,更可能火上加油。

作者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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