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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峻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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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峻嶸:別再錯誤應對危機:就算民生是深層次矛盾 政改也必要

【明報文章】因為林鄭執意要修訂《逃犯條例》所引發出來的危機一發不可收拾。執筆之時,政府的態度很清楚,除了撤回《逃犯條例》修訂的立法工作外,示威者的其他四大訴求都不會照單全收,甚至連顯著的讓步也不會做。大部分示威者決不妥協,而且因為對警隊的不滿愈來愈高而更有動力堅持下去。

林鄭9月初宣布撤回修訂時,除了宣稱要和市民對話外,亦提到「經過兩個多月因修例工作引起的衝突,大家都意識到,我們眼前的矛盾是反映了長期積壓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例如房屋和土地供應、貧富懸殊、社會公義、青年人的機遇,以至公眾參與決策等」。林鄭講話後,民建聯旋即提出要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興建公屋,新世界又宣布捐出300萬呎農地興建社會房屋。以上的迹象似乎說明了,當權者認為要解決當前香港的危機,中長期而言要做的未必是政制改革,而是紓緩房屋問題甚至是縮小貧富懸殊。

過往危機應對 為「反送中」運動埋種子

雖然示威者的五大訴求都與房屋和財富分配不公沒有直接關係,但不能說以經濟結構來分析民怨是全錯的方法。正如葉瀚璋與馮志強在10月2日《明報》世紀版發表的文章指出,示威者普遍認同香港的貧富差距已到了一個不合理的水平。事實上,不少高度投入抗爭的青年都會說一句話:「如果能安居樂業,誰會每個星期出來示威呢?」如果房屋和貧富差距確是當下香港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這些問題當初是如何造成的?諷刺的是,過往當政者處理香港危機的方式,正好為浩大的「反送中」運動埋下了種子。

香港回歸後,第一場危機是東亞金融危機。經濟蕭條帶來了財赤。政府的回應方法,就是將在九七前已啟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進行得更徹底。簡單來說,新自由主義改革就是減少政府在提供服務上的功能,盡可能讓市場「自由」地分配資源。於是綜援金要減、資助房屋要大幅減建、房委會旗下的資產要賣予領匯(今領展)。就算是一些本身概念上未必太有爭議的項目,都因為政府不想介入太深而引入私人企業的參與(如數碼港和西九文化區的原來計劃),變相直接為大企業提供牟利機會,令官商勾結的說法得到更多人認同。

當年經濟危機未過,香港就迎來了疫症,董建華政府又強推《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工作。2003年的七一遊行引爆了另一次危機。當年的危機曾一度被定性為香港中產階級的政治覺醒。時任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在同年9月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更特意提醒他們要加強與香港中產階級團結。而特區政府後來亦一度建立了一個針對中產階級的「公共事務論壇」,以聆聽中產民意。我無意進入什麼才叫做「中產階級」的學術討論。但如果說有自置物業和在金融市場有不少投資是香港中產的特點,大概沒有太多人會反對。因此,零三七一之後北京的不少政策,如開放自由行和讓大陸資金更易來港,其實都有為香港的有產者(包括商家、業主和中產)累積更多資產的功能。而沒有足夠資產參加資產增值遊戲的市民,就幾乎必然成為這個經濟體制下的輸家。

排拒異議聲 街頭騷亂成常態

在這背景下,當董建華下台時,形象上與香港中產似乎較為同聲同氣的曾蔭權取而代之。怎料雖然他後來在最低工資議題上妥協讓法定最低工資成為事實,但他在任較早迷信滴漏效應,幾乎無視貧窮和房屋問題。這只能令階級矛盾更深。本來沒太多人看好能登上大位的梁振英,就是靠在這兩個議題上站近基層一方而累積其民望,繼而在2012年的特首選舉擊倒富家子弟唐英年。

如果梁振英從沒當選,5年前的佔領運動都很可能仍會出現。但假使不是由梁振英應對佔領運動,警民關係是否會弄得如此緊張,助長了今天的仇恨?而如果不是梁振英刻意要將港獨議題帶進主流討論中,今天的分離主義,又會不會不成氣候?或者更重要的是,佔領運動帶來的危機,最後是由更高壓的DQ參選人和當選人(取消其資格)來處理。當部分異議聲音被完全排拒在體制外,街頭騷亂成為常態,已是指日可待。

特首不可能要商界讓出核心利益

換言之,當前的危機其實也是過往幾次當權者用了錯誤手段回應危機的結果。而就算認同房屋和貧窮是當下危機的深層次原因,但政府如打算在這兩項議題做些積極工作,也不可能是有意義的出路。別忘了梁振英確有實際動作去回應房屋和貧窮問題(如港人港地、長者生活津貼、在職家庭津貼)。這些政策不會沒有人受惠,但肯定都不是能糾正香港深層次問題的正確藥方。歸根究柢,即使個別富豪不買梁振英的帳,在既有的制度下,一個人要當上特首,既要中央祝福,也要在香港的商界中有一定的支持。既然如此,任何人當特首,最多都只能做些小修小補的工作,而不可能要大地產商和商界讓出其核心利益。

或者有人會期望,今次點名要處理房屋和貧富懸殊實是北京用意,香港的資本家不得不配合。如果港資不配合國策,甚至可能會出現國企「代勞」的情况。早前路透社的報道指,國資委已要求國企在香港增加影響力。然而,就算撇下國企在港勢力愈大本身帶來的恐懼而不談,國企在港營運能不講利潤嗎?既然港資和國企都要講利潤,兩者怎會沒有共同利益?

現有政制下 市民不可能感受經濟自主

在日常的討論中,「政治」和「經濟」往往被視為兩個有清晰界線的概念。但現實上,經濟資源可以影響政治權力。而政治制度又影響着經濟資源的分配。政治和經濟根本就環環相扣。只看示威者的政治訴求而忽視催生運動的經濟結構,未必是夠全面的分析。但以為不觸動政治結構就可以解決房屋和貧富懸殊,在今天的香港也不可能。香港的示威者所追求的,是自主自由。西方民主制度確實不可能保證人民有真正的經濟自主。但現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是保障大商家利益的制度。而今天中國的執政黨,又不是真正代表中港工人階級的政黨。在現有的政治制度下,要令到香港市民感受到經濟自主,實在是不可能的任務。

作者是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社會科學、人文及設計學部講師

[李峻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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