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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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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永成:抵抗霸權的惡——反修例運動的社會空間邏輯

【明報文章】國際社會在過去數月默默變革:美國多名超級富豪聯署支持徵收富人稅,盼紓緩社會問題;Google將旗下價值7.5億美元的商業用地改劃為住宅地,供發展商興建約1.5萬間住宅,又設立基金支援興建最少5000間可負擔房屋,並捐款5000萬美元予非牟利組織,協助無家者及因樓價飈升被逼遷的居民;德國柏林市議院通過凍租5年等措施,涵蓋市內150萬間住宅,若業主藉翻新為由提高每平方米0.5歐元或以上租金,也要先經當局批准。此等舉措皆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及政治回應社會訴求。

世界在變好 香港在變壞

在地球另一邊,我城的企業卻沒履行多大的社會責任,政治制度又不回應社會訴求,而這情况更在回歸後日漸惡化。或有人問,地產商如「四叔」不是在元朗捐地建青年宿舍及以象徵式1元將南昌街一地段租予社聯建組合屋嗎?元朗那塊地,有人質疑是闖關城規會修改土地用途為豪宅不果後才改為捐地,亦質疑收地過程中用盡「鄉黑」手段,迫使花農無奈接受不對等的賠償,這肯定不是什麼社會責任(註1)。至於南昌街地段,兩年期限過後,將與毗鄰幾條街整合為一塊更大的地塊發展房地產,這只不過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商業計劃。

我們的住屋問題沒有多大改善,政府從來沒有解決房屋問題的意圖。近來常以土地供應不足為由為房地產發展開路。上屆政府強搶公共用地,發展新界東北等;而今屆政府則強推東大嶼填海計劃。5月已實施首批精簡審批土地開發措施,發展局照計劃在6月推出更多「精簡措施」,其效果是使發展商更如魚得水。新盤「納米」單位入場費呎價已逾1.2萬元,而旺角一帶50年以上樓齡住宅大廈內的劏房單位(180平方呎)月租也叫價9500元以上。在無租管的環境下,住上過渡房屋兩年後的租客亦只好再一次重投受盡折磨的劏房!

那麼我們要問兩組互相扣連的問題:一是政府及發展商的決策邏輯;二是發展模式的社會公義問題。

目中無人的政府

港府以特首為主導,會同行會成員決定我城的很多政策;而這個特區政治框架又要放在中國大陸的「上、下分治體制」下。特首一方面受制於1200人的小圈子選舉,另方面受制於中聯辦及港澳辦。1970年代以來,香港形成了一個「土地發展體制」,以發展房地產為志業,強調生產以置業為主的商品房而不是租住的公屋。因此當設計特區政治架構時,房地產業便成為拉攏對象,因而在選票中也佔一個較重比例。君不見在上屆及今屆特首小圈子選舉中,無論是前任或現任特首都向此等勢力傾斜。無論是「反送中」運動發生前或後,現任特首只是向這股勢力讓步及閉門傾談。雖表面上林鄭沒有像前任特首一樣,在特首選舉翌日即向中聯辦「謝票」,但肯定、感激之情也溢於言表。

至於在「上、下分治體制」下,特首也只不過是一個省部級地方官而已,怪不得在港珠澳橋開通儀式上能與習書記並肩而行,打破內地官場上下分明的文化倫理,而有一臉禁不住的春風。加之內地近年政府日常工作運作模式已變成如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所概括的「作惡授權」——上級不管下級用的辦法,只要達至上級訂下的目標便可——林鄭在任何政策上所考慮的亦只是要完成上級的使命。如是者,對她在8月9日記者會上說有些香港人「對社會無建樹」(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我們不應感驚訝,皆因在她心中只有那些與房地產發展有直接關聯的持份者及行政體制的上級而已,港人算「老幾」?

房地產發展商的考慮從來都是利潤。回歸後除了在港繼續發展外,不少發展商亦進軍大陸房地產市場。有些如領展,更把在港賺取的利潤連同資本投放到大陸去,從而形成一個嶄新的土地發展體制:既保留以市場營利為主導的舊體制,亦加入以忠誠維繫一切的新主軸。這類既要牟取巨利又要表忠於政權的發展商,其表現在「反送中」運動中真可謂「可圈可點」。君不見在內地投資已達4461.5億元的各大發展商,在「無壓力」下,在建制派反暴力集會上站台,亦有不少在報紙刊登反暴力廣告以表忠誠。面對這樣不講社會公義、全面剝削的土地發展體制,港人豈能坐以待斃?

統治空間vs.挪用空間

政府及建制派仍不敢認清「反送中」運動的成因,始終誤以為是房屋及經濟等問題之故,以為只要在這些方面多下工夫,問題便迎刃而解。真正成因不難理解,例如香港民意研究所7月下旬進行的民調結果顯示,年輕人(14至29歲)認為問題出在對一國兩制、特首的不信任,以及為追求民主及自由;相反,受住屋或經濟問題困擾的則相對次要。

我的看法是,這個爭論如果放在「統治空間vs.挪用空間」的框架,更愈辯愈明(註2)。港府運用技術,發展城市基本建設,試圖把香港與內地連接起來,促進土地發展體制及國家管治。對大衆來說,這個統治空間是壓迫的空間;同時這個空間充滿政治矛盾。由於民間充滿不同聲音和意見,空間亦是創造性抵抗的泉源。當壓迫達到某個水平,民間把這些不同聲音組織起來,抵抗霸權,重新肯定使用價值及創造力,重塑生活以超越被異化的工作,把壓迫的空間轉換為挪用的空間。

回歸後的香港城市發展更畸形,密度愈來愈高,我們居住的空間便愈來愈異化(註3)。「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者有感於統治空間的不濟而發起遊行,繼而示威者與警察的對峙也在高密度空間中進行。由於警方在高密度地區如深水埗、黃大仙及西環等發射大量催淚彈,使大量街坊深受無妄之災。這些街坊,由於生活逼人,本來對土地發展體制帶來的異化沒有很大反思,但親身體驗催淚彈的連環爆發、體會警察在高密度空間街頭的所作所為,對他們的衝擊很大,開始認識統治空間的惡而參與抗爭行動,共創挪用空間,「深水埗激光燒衣積陰德祈福晚會」便是一例。這是漠視空間辯證關係的政權所始料不及的。

香港也能變好嗎?

從「反送中」運動我們可領悟到土地發展體制的霸權,亦可從中看到創造挪用空間工作的端倪。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途人及西鐵乘客後,人神共憤。市民對「鄉黑」深表痛恨,引發出市民一直以來對原居民佔用土地的不滿。元朗事件後不久,約50名跨行業專業人士組成團隊,調查南邊圍一帶僭建情况,這是對土地發展體制造成社會不公義的機制的挑戰。我們期望團隊應對全市作相同調查,打擊土地不公開發。

希望更多在體制內工作的專業人士包括規劃師丶建築師、工程師及其他8月聯署聲明參與「反送中」運動的一群進步測量師,他們更應站出來為土地發展體制的不公義發聲。如果能一齊努力推翻社會不公義的土地發展體制,挪用空間將出現並持續發展,香港變好也自然指日可待,與國際社會並駕齊驅。

註1:bit.ly/2NHbwAY

註2:鄧永成,〈從中國疆土的視角 思考大灣區爭論〉,2019年3月18日《明報》

註3:鄧永成、葉鈞頌,〈不願面對的土地真相:從體制的二度剝削說起〉,2017年9月24日《明報》

作者是香港批判地理學會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特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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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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