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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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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無大台,有沒有大局?變動中的主流政治文化

【明報文章】無大台是這次反修例運動中最惹人注目的一個特色。所謂無大台,一個是指運動團體之間沒有領導,沒有誰指揮誰的關係;另一個是指特定團體成員之間非中心化,也沒有誰領導誰的問題。民陣與連登是反修例運動中最為人知的群體。前者是一個相當鬆散的社會團體組合,有事就定出主題,號召一般市民參與。連登是網絡平台,是無領導的虛擬社群。在這個沒有組織的組織內,既定成員之間可以交流信息、商議、提出行動建議、並可以近似投票的方式議決。連登成員可以全面參與,但是外人則只可以旁觀,不能上傳任何信息。

大局意識

無大台的社運模式的好處是可以發揮團體的創造力及機動性。但是,要充分發揮這些好處而不偏離運動的目標,團體之間必須有一定默契或大局意識,即是指彼此為爭取運動的最大效應而認定某一政治文化標準,並以此作為制定、衡量、調整抗爭策略的依據,從而增加團體之間的協調互補的可能性,至少可以減少彼此互相指摘、拖累、割裂的風險。綜觀反修例運動目前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這種大局意識有它成功運作的地方,也有它失效的時候。

大局意識源自抗爭策略的爭議,要「和理非」或是「勇武抗爭」分歧在雨傘運動中已經表露無遺。傘運高潮過後幾年,社運處於低氣壓,策略問題在運動界有過不少議論。雖然沒有什麼一致的結論,大家也意識到,抗爭一定多少要打破社會常規,以人數或衝擊力發聲,在策略運用上應有更大的想像空間;同時,不少人也看到主流政治文化對運動策略約制,如果一旦踰越其邊界太遠,運動很容易就會失去社會的支持而告終。

高壓與義憤共生

反修例運動由民陣發起。民陣是一般市民也接受的社運老牌子,所舉辦的活動都是符合和理非的準則,可謂「老少咸宜」。這裏說它和理非,並沒有任何貶義。事實上,民陣是香港社運非常重要的觸媒,而這次反修例運動也是它首先發動的。運動開始時,社會反應並不太強烈,但是進入6月,洶湧澎湃的民意已變得有迹可尋,最後在6月9日遊行中以百萬人之數震撼整個社會,一掃社會多年的沉鬱氣氛,使不少市民都有充權起來的感覺。在這個時候,標榜和理非的民陣不但沒有受到運動團體的非議,反而看到它扮演重新激活香港社運的觸媒作用,為自己的行動開闢了空間。

本來當一個政權看到有七分之一左右的人口走上街頭反對自己的時候,應該立即有所反省,並正面回應。可是,特首林鄭月娥在遊行當夜發出新聞稿,聲言條例繼續按期二讀。從表達形式到內容,這都不是遊行者,以至大多數市民所能接受,是以不少人都義憤填膺,覺得行動一定要升級。是以有幾萬示威者在6月12日佔領金鐘的主幹道,準備舉行集會。同時,警方也在街頭及立法會佈防,也有部分群眾跑到前線,試圖衝擊警方防線。警方為了清場,除了使用警棍、胡椒噴霧外,更用上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使當事人及不少旁觀市民為之嘩然,認為警方使用過分的暴力。團體之間一直有一「不割席、不譴責、不篤灰」的默契,希望運動「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到這時候,民陣仍以大局為重,清楚界定它的活動範圍,不但沒有跟其他較激進的行動割席,而且把警方過分使用暴力列為自己的一個控訴對象。不少市民也有同樣的反應,這從6‧16有接近200萬人上街遊行可見一斑,可見他們對政府的憤懣比之前更大。以上種種可以說明,主流的政治文化標準並非絕對固定不變,可以隨着高壓政策加強而變動。壓力愈強大、愈無理,民眾的義憤愈大,對較為激進的抗爭方式因而有更大的理解和包容。

代表主流政治文化的中介

無論是從民調或是從示威人數中,我們可以看到民意是一邊倒的反對修例,也因有這個民意基礎,民陣的號召才能一呼百應。根據大家在傘運的經驗,不少運動中人都非常害怕反修例運動出現太激烈的行動,造成民意逆轉,危及運動難得的良好勢頭。我們可以說,不能太偏離香港主流政治文化所接受的行動成了運動大局所需。

連登仔並非如一些人想像一樣,以為他們只是一群好勇鬥狠的年輕人。經過這次運動,尤其是在國際傳媒大賣廣告一役,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策略可以是相當有創意,個中有深思熟慮之輩,說是臥虎藏龍並不為過。他們在商議行動時,往往出現「一衝就死」的觀點,試圖叫停過分勇武的傾向。因為連登的成員有這種看法,他們的觀點也就可在議決時化為票數,從而產生柔化行動的作用。透過這些商議機制,行動者也可以取得反饋,從而調整有關策略。例如,圍堵稅局時受到市民的反彈,最後改以「抱歉團」的方式才沒使事情進一步鬧大。

圍堵立法會、警察總部也算是重要的升級行動。為什麼要這樣升級?主要也是因為政府只說「暫緩」,而不乾脆答應「撤回」修例,同時對其他訴求也沒有直接的正面回應。圍堵時,可見示威者中有人躍躍欲試,試圖衝擊立法會及警總。不過,在這充滿張力的時刻,往往可以看到民主派的議員跑到前線,以小型擴音器勸止衝擊的動作,平復一些人的情緒。民主派議員在傘運時受到佔領者的排擠,現在他們雖然代表主流和理非的政治文化,但卻受到示威者普遍的信任及歡迎。另一股和力則來自宗教界。不少教徒跑到現場,不斷唱聖詩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試圖以其柔和之音紓解緊張,平復群眾情緒,也受到示威者歡迎。同樣,宗教界的詠唱團在傘運時也曾受到佔領者的趕離,認為他們「阻住晒」。前後對比,一方面反映人們對傘運經驗有反思,知道團結路線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反修例運動的參與者有所不同,更為接受主流政治文化所容納的抗爭方式。

默契的失效

在七一之前,以上所說的默契雖然遇到6‧12事件的挑戰,但總算安然度過。不但如此,正如林鄭公開所明言,是6‧12的衝擊使她不得不「暫緩」修例,是以在部分的勇武者眼中,勇武是比和理非的抗爭方法更為有效。當然,也有不少人是看到,是先有100多萬人上街遊行才有後來的勇武抗爭。究竟和理非抑或勇武更為有效,這不是我在這裏關注的焦點。我只是指出兩者有其張力,當中的默契也頗為薄弱。最能突出這種默契薄弱性的就是七一的立法會衝擊。

7月1日早上,警民衝突已在金鐘一帶發生,那天下午正是民陣要舉行大遊行的時間。當回歸升旗禮完畢之後,警方陸續退守。部分示威者則在立法會外商議要否衝擊立法會。參加者應該來自現場的示威者,相信其商議過程已非連登所能左右。結果,午後1點多,有人發難,以金屬棒、石頭、紙皮車等硬物敲打撞擊立法會的玻璃。由於情勢緊張,警方要求民陣調整安排,務求遊行不以立法會為終點。結果,民陣只將終點改到遮打花園,而警方則呼籲市民為了安全,不要到金鐘一帶。根據「眾新聞」大數據的推算,那天大概會有80萬人出席。雖然最後也有50多萬人出席,但是大為減少應是事實,從中可看到行動團體之間的默契有其脆弱一面,不是連登的和力、泛民議員的「跪求」和聖詠歌聲所能完全克服。由於警方完全退守,衝擊者最終成功進入立法會的會堂。過程中,衝擊者用武的程度、激進程度已遠超過主流政治文化所能接受的了。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必要

結果,政府及建制藉立法會衝擊事件而輿論大反攻,陷泛民及反修例的市民於防守被動的地位。不過,由於民陣和激進團體互不從屬,強調的是「各自爬山」關係,而且大遊行有超龐大人數擺在那邊,市民未必完全會將兩者混為一談,不一定出現一些人所預期的完全民意大逆轉。况且,經過現場直播,人們對衝擊者有更深入的認識,從他們言說及行動,看到他們當中有一些對政治理想懷着純真的情懷,其執著程度已經到了不怕坐牢,甚至不怕死的地步,也看到他們絕望、拚命情緒背後的一些結構性因由。正如科大校長所說,暴力犯法是不對的,是應受到譴責,但是這些青年學生的出現不可忽視,應成立委員會探究成因。修例事件引起的社會動態甚多,暴露香港深層次的矛盾,無論是勇武青年,或是整個修例風暴的來龍去脈,以至過程,在在需要設立獨立委員會來調查清楚,好讓香港重新出發。這不是誰人的訴求,而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最應所當為的急務。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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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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