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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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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漢華:雙管齊下調查6.12警民衝突

【明報文章】示威者和陳方安生女士提議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方在6.12警民衝突中的反應。我在評論陳太就特赦的提議時(6月24日《明報》,〈請不要因政治而拋棄法治〉)說我同意,但條件是:(A)委員會是宏觀地調查衝突起因、警方所用武力是否恰當、將來應怎樣處理類似衝突;及(B)個別警務人員是否有犯錯,由現行機制(即通過監警會)處理。在闡述意見前,我要申報「利益」。

我私交朋友中,有10多位是現役或退休警務人員。我在2002年退休前,在約5個職位中,和警方是合作伙伴。其中一個職位中,是伙伴亦是對手,那是1991至1992年,我是當時的投訴警方事宜監察委員會(簡稱PCC,即現時監警會前身)的秘書(現稱秘書長)。是「對手」,因我與投訴警察課(下稱「CAPO」)常因不同意見而互相「企硬」;但也是「伙伴」,因大家都明白對方「企硬」的原因,是要達到互相制衡,使制度能同時得到普羅大眾和警務人員信任。雖有這些關連,我從來沒有和任何警務人員談過以下意見。

跨過現制度不可取 亦不切實可行

政府在1980年代中開始研究設立一個所有持份者都可接受的制度,去處理市民對警方的投訴,繼而成立PCC,然後在2009年以法例成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其中一個理由,是政府不應在未經廣泛諮詢下,在幾個月間修改一條20年來沒有修改的法例。同樣道理,要跨過這實行了逾30年的調查投訴制度,縱使是一次過,仍需廣泛諮詢。要在短期內找到一個比現行制度更受所有持份者認同的安排,是脫離現實的想法。而且,要一次過地另作安排,理由是什麼?6.12事件和2014年、2016年警民衝突,有何分別?

提議設獨立委員會,原因之一是由在職或退休法官主持調查。我不是法律界人士,但據聞監警會主席梁定邦資深大律師在法律界廣受敬重。他曾在頗多案件中與政府「打對台」,包括反對政府填海的司法覆核,並且勝訴。相信即使是泛民議員和律師,都不會懷疑梁先生會偏幫警察。

至於監警會其他26名委員,我沒有理由相信他們會不公正。誠然,3名副主席是建制派議員,但我深信梁先生可以妥善處理這觀感上的問題。而且監警會有處理這類投訴的經驗,可使調查標準保持一致。

提議另設委員會另一原因,是現時是警察「查自己人」。據我以前與CAPO交手時所觀察,他們對不涉及執行職務的投訴,調查的嚴謹和透徹程度,超過我所預期。但若投訴的是警察執行職務時的言行,他們或會疑中留情。這正是設立以前的PCC和現在的監警會的原因。

從監警會網頁所見,和以前比較,該會現在有更多措施確保調查的公正,這包括監警會可派員在預先安排或突擊的情况下,觀察CAPO錄口供和其他搜證工作;投訴人如認為有需要,可要求CAPO安排監警會觀察員出席他與CAPO的會面。有超過100名社會人士擔任觀察員,以分擔委員會的觀察工作。

若要聘請一批人員去做CAPO的調查,有幾個實際問題要考慮。第一,怎樣確保在這敏感時刻而肯走入「熱廚房」的應徵者都是政治中立的?第二,調查員是否需備警務經驗?若需要,獲聘者可能所有都是退休警務人員,投訴人或會質疑他們偏袒舊同袍。若不需要,被投訴者會擔心調查員變成「扶手椅上的警察」(armchair policeman),即在冷氣辦公室的安靜環境下思考5分鐘,然後批評被投訴者在電光火石間採取的行動不正確,因為有其他更好的處理方法。第三,是否需要監察調查員所做的工作?若需要,由誰去做?

現時機制或許不完美,但畢竟是30多年研究、諮詢、實踐後的成果,在投訴人與被投訴人的利益間取得一定的平衡。制度亦已普遍為市民、警隊接受。2014和2016年大型警民衝突後,社會上亦似乎對這機制沒有批評。現時警隊和部分市民關係極度緊張,在這時候改變遊戲規則,只會為社會帶來一個新的敏感議題,帶來更多紛爭。

部分問題超出監警會職權範圍

不過,6.12事件帶出的問題,部分是超出監警會職權範圍,超出委員專長,或甚至超出警隊責任的。我想簡單地說3點。

2014年及今年事件最牽動市民情緒和影響香港國際形象的,是使用催淚彈及較強武力。兩次事件中,特首都說使用什麼武力,是警方現場指揮官決定;警務處長則兩次都說所用武力是最低或合適的。

在我這普通市民看來,使用什麼程度的武力,取決於要達到什麼目標。從電視畫面所見,兩次使用催淚彈或較強武力,目標都是想驅散群眾、保持主要道路暢通。事實證明,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果因應當日局面,一開始便定出一個較低目標,例如只保護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可能不需那麼強或那麼密集的武力,結果市民譴責的可能是衝擊者而非警察。但這樣一個較低目標,是一個政治決定,應由政府最高層作出,而不是以維護法紀為唯一目標的警隊自行決定。是否應作這樣一個「政治」決定?應由誰作出?這不是監警會職能內的問題。

定出目標後,什麼才是適當武力?監警會委員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因此無基礎質疑警方判斷。最多可以做的是要求警方檢討,但無法提出一個具體建議應用什麼武力。

報載跨界別人士聯署要求成立獨立委員會,提出4個調查方向,其一是「警民衝突如何發生,警察及示威者的暴力情况」。我認為用「暴力」形容警方當日所用武力,是未調查先下結論。但如果不咬文嚼字,我是大力支持這調查方向的。而調查示威者,不屬監警會的職能。

聆訊可為事件留全面客觀紀錄

以現行機制處理對警務人員的投訴,以一個具法定權力的聆訊委員會宏觀地調查整個6.12事件(包括但不限於以上3點),是公平、切實可行及對整個社會有裨益的安排。沒有這樣一個公開聆訊,很多市民腦中的,或甚至歷史會記載的,是警方用過分武力對付和平示威者。聆訊結果可為整件事留下一個全面、客觀、權威的紀錄。通過考慮相關獨立專家證人的證供,委員會可持平地評論警方當日處理手法(包括武力程度)是否恰當。

「勇武」似乎已開始逐漸取代「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成為抗爭者的主流思想。若大型警民衝突再出現,委員會就6.12的評論可幫助政府尋找一個較佳處理方法,亦可為公眾定出一些較客觀的標準,去判斷衝擊者、警方及其他涉事人士分別需承擔的責任。

作者是退休公務員、香港大學法律學博士

[吳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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