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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家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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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家聰﹕信任——醫患關係的核心

【明報文章】有一名市民感身體不適,於是就去附近的一名醫生那裏求診。登記之後,過了一會,就被叫入診症室。醫生問診的時候,不但要聆聽病者的病况,細心了解每一個症狀的時序,釐清每一個細節之外,有時候還會查詢一些病者沒有留意的其他症狀,甚或病者的背景。病者的職業、生活習慣、嗜好、旅遊經歷等因素,都會影響到醫生對病者診斷的判斷。畢竟醫學不是一門純科學,不能單純靠科技檢查。醫生無論診斷還是治療,都要對患者有一定程度了解,才能準確判斷。

筆者留意到近期有不少市民擔心,醫護人員處理患者時會意外泄漏病人私隱,於是又有意見認為病者自行決定透露多少資料予醫護人員。根據醫學倫理中的尊重病人自主的原則,醫護人員對病人的決定,除了法定事項或一些既有情况,一律予以尊重。然則在欠缺重要資訊之下,要求醫生診斷和治療,明顯地對醫患雙方都不是最佳情况。發生這種情况,筆者覺得都是源於病者對醫護人員減少信任。

做好保障病者私隱 至關重要

信任是臨牀醫療服務的基石,外國有多份研究探討促進醫患之間信任的因素。其中英國納菲爾德基金會(Nuffield Trust)於2004年發表的《醫療裏的信任》(Trust in Health Care)提及幾個重要元素,包括:充分的知識;足夠的社交/溝通能力;誠實;保密和關心;表現尊重。

由於健康衛生和醫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性,兼且病者因疾病身處困難位置,需要依賴醫療專業的臨牀能力與善意。根據臨牀經驗,當病者信任醫護人員,病者會願意透露更多個人資料,亦和醫護人員之間有更多互動,一來病者會對服務較易感到滿意,二來他們也較接受並遵從醫護提供的治療方案。因此,做好保障病者私隱,對於醫療服務至關重要。醫護專業對保障患者私隱方面,定下十分高的要求。

世界醫學會於2005年公布的《醫學倫理國際守則》,香港醫務委員會也於《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表明認同。醫務委員會行使有關紀律處分的權力時,會參考該國際守則。當中「醫生對病人的責任」列明:「醫生必須尊重病人的保密權利。在病人同意時,或情况對病人或他人構成實際及即時危險,只有違反保密規定才可解除威脅時,披露保密資料是合乎道德規範的做法。」另外,「醫生對同業的責任 」亦有對私隱保障的敘述:「醫生必須在有醫療需要時,與參與護理同一位病人的同業溝通。溝通時應尊重病人的保密權,並限於有需要的資料。」

世界醫學會亦於《日內瓦宣言》寫明,「在我獲接納為醫學專業的其中一員時……我要保守我對病人所知的一切秘密,即使病人死後也要如此」。

《香港註冊醫生專業守則》就向第三者披露醫療資料也有清楚指引:

「1.4.2 在特殊情况下,病人的醫療資料可在未徵得有關病人同意下向第三者披露,例如:(i)為防止病人或他人遭受嚴重傷害而須披露有關資料;(ii)法例規定必須披露有關資料。

1.4.3 不過,在披露上述資料前,醫生必須小心衡量支持及反對披露資料的論據,並準備提出支持有關決定的理由。如有疑問,醫生應審慎地向經驗豐富的同事、醫務辯護機構、專業協會或道德事務委員會尋求意見。」

《香港護士倫理及專業守則》也要求護士對病者私隱提供高程度保障:

「3.1 護士應確保個別人士所提供的機密資料,只會用作當初提供資料的目的。

3.2 護士應保障在執行專業實務過程中獲取的資料,除非取得個別人士的同意,或在特殊情况下,例如法庭就披露作出頒令,否則不得披露該等資料。

3.3 如須使用個人資料進行教學、研究或質素保證程序,護士應小心保密服務對象的身分和保障其私隱。」

2017年英國醫療保障協會(Medical Protection Society)報道2015年英國醫療機構風險自我評估中發現,高達72%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有機會於查詢櫃位對話時,讓其他人意外聽到談話內容從而泄露病人私隱。協會建議醫療機構考慮一些改善措施,例如:

●審視查詢櫃枱的設置;

●調整電腦屏幕方向,或加裝保障私隱屏幕;

●謝絕於公眾位置用電話談論敏感內容,如遇上病人談及私人事項,應移往較遠位置;

●重新設計接待處附近座位的擺放位置;

●考慮裝置電視機,分散公眾注意;和

●考慮引入輪候呼喚系統。

這些措施,部分已經於公立和私人醫療機構採用。除了在環境設計及專業制度上保障病人私隱,醫護人員對保障病人私隱加強警惕,亦是十分重要(註)。

香港醫護人員的專業水平一直位處世界前列,也獲先進國家各醫療組織所肯定。這裏臚列各項資料,希望讀者可以了解香港醫療專業對保障病人私隱的標準尺度,增強對醫療專業的信心。

註:bit.ly/2Fvb7g3

作者是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急症醫學實務臨牀助理教授

[衛家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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