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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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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澎:道德對錯與法律對錯

【明報文章】佔中案審結,九子全部定罪,此事引起廣泛爭論和抗議。然而,許多觀點失於沒能區分道德的對錯和法律的對錯。

黎恩灝在〈佔領者的罪名〉(4月15日《明報》)一文中,指摘政權起訴九子是將「政治運動變成一宗刑事案件;爭取民主的佔領者成為罪犯」。你可以批評政府沒有從政治上解決佔中事件,但從這點推不出政府不應在法律上起訴九子。關鍵是要看九子在法律上是否犯了罪。

混淆了道德對錯與法律對錯

黎恩灝似乎不認為他們犯了罪。他說:「說佔領者的罪是公眾妨擾和煽惑他人,他們妨擾了什麼?煽惑了什麼?和平佔中妨擾的是一個不正常、不正當的政治秩序……煽惑大眾做『抗命』的『公民』。」這是轉移論題,邏輯上又稱為「紅鯡魚的謬誤」。佔中者佔領道路、癱瘓交通,在法律上犯了罪,黎恩灝將之轉移到「政治秩序」、「公民抗命」這些議題上。黎恩灝說「政權以刑法對付爭取政治權利的公民,就是貶抑『公民』的價值和『抗命』的正當性」,這混淆了道德正當性與法律正當性。佔中行為在道德上是正當的,並不意味它在法律上沒有錯。

是否政治檢控?

曾志豪在〈佔中案答辯〉(4月12日《明報》)一文中,認為檢方以「煽惑他人公眾妨擾」而非「非法集結」提出起訴,是「搬龍門」的政治檢控,理由是「前者單憑言論文字已經構成罪行……如果單憑呼籲便已經有罪,這和以言入罪有何不同……由行動入罪突然變成言論入罪,這不就是『搬龍門』嗎?」

首先,曾志豪混淆了視線。戴耀廷等人是因發起佔中運動而入罪,不是因發表某些言論而入罪。其次,既然存在「煽惑他人公眾妨擾」這一罪名,就沒有理由要求檢方不能用。我們最多只能說這條罪名可能有問題,但從檢方用這條罪名提出起訴,推不出那就是政治檢控。

不少人批評政府政治檢控,但以目前情况來看,沒有充分證據相信是次起訴是政治檢控。人們之所以覺得這是政治檢控,可能也是因為混淆了道德的對錯與法律的對錯。人們相信九子在道德上是對的,自然就會認為「既然他們在道德上是對的,就不該被判刑」。

量刑是否過重?

劉進圖在〈佔中案量刑過重須上訴〉(4月30日《明報》)一文中,認為4名被告的量刑過重。他認為區院在量刑上犯了4個錯誤,以下討論其中兩點。

區院在量刑時參考英國一宗案例:有3名環保人士因反對開採頁岩氣而阻塞了一條高速公路數天,後來被判監15至16個月。劉進圖認為,英國的案例在上訴階段法官認為應判社會服務令,質疑區院「為何不採納這上訴裁決作量刑準則」。然而人們也可從相反角度質疑區院是否量刑過輕:佔中案要比英國的案例嚴重得多,金鐘、旺角等許多主要街道癱瘓了79天。

劉進圖認為,佔中案各被告的行為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理應獲得減刑;但區院以被告沒有克制自我為理由拒絕減刑,劉進圖認為佔中的領導者有努力克制。暫且不論區院應否給予被告減刑,即使劉進圖的觀點是正確的(他的其餘兩點亦然),最多也只能推出「區院應予被告減刑」,但推不出「區院整體上的量刑過重」。劉進圖自始至終都沒有從法律上論證區院的量刑過重。

不區分道德對錯和法律對錯,就很容易對某些判刑感到憤憤不平,即使是對一些量刑不算重的判刑,也會覺得它量刑過重。

兼顧正義與法治

假如這次政府因政治理由而不起訴有關人士,或法官因政治理由而判各被告無罪,這難道就是好的結果嗎?這難道不也是政治干涉法律嗎?不也是破壞了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嗎?

公民抗命在道德上是正當的,筆者象徵性地參與了佔中運動,曾兩次到現場靜坐半天以示支持。然而,既然我們承認那是違法的,就應坦然接受法律的審判和制裁。為維護法治,我們甚至應希望自己被起訴和定罪,並且接受合理的刑罰。這才是真正理性的態度。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兼任講師

[張海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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