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呂秉權
下一篇
上一篇

呂秉權:修訂逃犯條例 中聯辦舊方案有玄機?

【明報文章】中聯辦就有關中港移交逃犯的問題,早年曾以中聯辦法律部的名義,在內地《法學家》期刊發表論文,對特區政府應如何處理目前形勢,可能起一定參考作用。

在談此文之前,筆者想從中央如何看香港的國家安全問題的大背景說起。

中央國安委辦公室常務副主任、國家安全部長陳文清上月中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撰文,闡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新時代的總體國家安全觀。

該文共23段、7000多字,並無特別點名新疆、西藏等安全敏感地區。第一個被提到的地方,竟然是香港(第5段),落入「聚焦政治安全,有序推進重點領域國家安全工作」的分段之中。

這可解讀為中央視香港的穩定關乎政治安全和重點領域的國家安全工作;反之,如果香港有國安漏洞和不穩定的局面,則可能會威脅到國家的政治安全,即黨的安全。所以一定要做好這重點領域的國安工作。

有關內容引文如下: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依法遏制『港獨』,保持了香港、澳門繁榮穩定。」(之後順提台灣不贅)

此外,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在4月15日「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香港研討會」上致辭時說,「維護國家安全,特區沒有特殊;維護國家安全,只有『一國』之責,沒有『兩制』之分」。

再者,中央近年積極「法律武器化」,希望用法律武器解決香港等問題。

有關領導人講話包括:「要拿起法律武器,佔領法治制高點」(習近平,2019年《求是》);「以強大的法律武器和勇於開拓的創新精神去解決遇到的各種問題」(張德江,2017年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

在香港涉及國家政治安全和重點國安、國家安全只有「一國」沒有「兩制」、以法律為武器處理香港問題等思維下,到底,北京是如何看待修訂《逃犯條例》(《條例》)的呢?

首先,筆者相信,北京希望能藉此做一些實質的逃犯移交,當中應涉及不少經濟犯罪的疑犯。

這見諸今年3月北京「兩會」,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說,內地逃到香港的重犯達300多人,全部「有名有姓」,香港應積極修訂《條例》,協助移交逃犯到內地。

第二,在《基本法》第23條立法前,北京想趁機堵塞國家安全漏洞,震懾「政治犯」。

有關觀察是基於近年內地有關學術論文的主流觀點,包括廣州市人民檢察院的李江海(《法學論壇》,2009年)、廣東商學院法學院教授馬進保(《公安大學學報》,2002年)、湖南師範大學法學院的曾憲緯、時任民建聯九龍西支部副主席謝港基等(《江蘇公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華東政法學院的流泉(《政治與法律》,1997年)等。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指出,中港移交逃犯,不能因為所謂的「政治犯」而不移交,因這些所謂的「政治犯」危害國家安全,如果不移交,那麼怎麼體現國家的主權和統一?怎麼維護國家安全呢?

馬進保在《公安大學學報》進一步提到,移交要依循「程序為主原則」,即被請求方接受移交逃犯的請求後,不需審查案件是否符合本法域的實體規範;只要符合請求方的法律要求,就應當啟動合作程序,充分尊重對方意見,提供必要合作。

另一方面,香港正在爭論究竟應該整體修例,還是先為台灣殺人個案作特別安排。原來,中聯辦法律部2011年的一篇論文早就討論過類似的問題,倡議先易後難,先做個案,後立整體協議機制。

中聯辦法律部論文稱應循序漸進處理移交

中聯辦法律部、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馬正楠與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高銘暄,8年前在《法學家》期刊發表題為〈論香港與內地移交逃犯的先例模式〉的論文。他們提倡可用「先例模式」,利用現有法律,即非法入境、違法滯留等角度去實現「事實移交」。有了先例之後,中港之間才作整體商討。而商討就必須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由個案模式過渡到協議模式,用先例為最終協議積累經驗、提供借鑑。

作者說,對逃犯移交問題,不能期待一勞永逸地予以徹底解決,應採取循序漸進方式逐步推進。

原來,中聯辦早就提出按部就班的建議,可是特區政府可能懵然不知,一直十分急進推行此事,隨時冒進過急而壞了大事。

林鄭月娥、鄭若驊、李家超是時候懸崖勒馬,好好停一停、諗一諗了。

否則,香港的法治,可能葬送崖下。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呂秉權]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