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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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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新聞媒體、社會記憶和良心的守護人

【明報文章】每年6月4日,維多利亞公園都會點起數以萬計的燭光,紀念1989年天安門前發生的一場最後被鎮壓下來的民主運動。筆者在1989年的時候只是一名初中生,介乎於被事件深深撼動的年長一輩和對事件完全沒有個人記憶的後一輩之間,對1989年春夏之交的個人記憶不算深,但也記得六四之後兩三天家裏異常沉重的氣氛。

市民30年堅持 使六四紀念意義有所積累

筆者也不是從大學時代開始就每年均參與燭光晚會,反而是到了往後的時間,對六四紀念活動的關注和投入才慢慢地較以前深厚。這一方面是因為自己的部分學術研究聚焦在香港社會的大型集體行動之上,另一方面則跟社會大環境有關:香港市民多年來持續地紀念六四,強化了六四對香港社會的意義。

常言道,時間可以冲淡記憶,就算在六四這個對很多人來說實在「未敢忘記」的問題上,部分香港人對事件的感覺和態度,也的確隨着時間而有所轉變。但同時,眾多市民30年來的堅持,也使六四紀念活動的象徵意義隨着時間有所積累。在這一點上,紀念活動也就像友誼或者婚姻,時間維持愈久愈顯得彌足珍貴。

當然,近年香港社會也出現了一些跟晚會相關的討論甚至爭論,不同世代對悼念六四似乎抱持着不盡相同的態度。社會學家Karl Mannheim曾經指出,一個人到了約17至25歲之間的青年時期,最容易受到當下發生的社會和世界大事影響,因為這個年齡層的年輕人一方面有足夠的智力去理解社會事務,同時又沒有太多固定的觀念和價值取向,因此,當下發生的社會大事,會成為他們重要的成長經歷,而這些成長經歷會形塑他們的世界觀。

從這個角度看,八九六四是一代香港人的重要成長經歷,它為很多人帶來了政治上的覺醒,以及帶來了第一次參與大型遊行集會的經歷,六四令很多香港市民更加珍惜民主和自由。幾年前的雨傘運動,則是新一代年輕人的重要成長經歷。年輕一代通過雨傘運動的經驗回看六四,重新思考其意義以至悼念的重要性,是正常不過的事情。

不過,無論我們如何重新思考過去,無論每人在個人層次上對六四的感覺是否強烈,一個社會實在需要保存對過去的記憶。這可以是為了汲取歷史教訓、防止歷史重演;可以是為了重新確認社會的核心價值。在這些方面,媒體和新聞工作者有獨特的角色。

媒體是社會記憶最重要載體

媒體和社會記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首先,媒體是社會記憶的原材料提供者。一名新聞工作者把當下發生的事情以文字和影像記錄下來,這些文字和影像,有一部分會成為社會記憶的基礎。尤其是一些震撼人心的影像,如天安門清場翌日由美國記者拍下的照片「坦克人」,會深刻地形塑世界對事件的理解。

第二,媒體是社會記憶的載體。無論是通過報道新聞時提供背景資料,抑或是在特定時刻進行回顧式的報道,又或是報道關於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活動或爭論等,表面上強調新消息、新資訊的新聞媒體,其實差不多無時無刻都在談論過去。對很多社會學者而言,社會記憶並不止是個人記憶的總和——並不是說很多人都同時記得某樣東西,那東西就叫做社會記憶;社會記憶是一種超越個人而存在的、一個社會整體上對過去的理解,所以社會記憶需要個人以外的載體,如紀念碑、歷史建築等等,而媒體則是社會記憶一個最重要的載體。

第三,媒體幫助建構和呈現記憶社群。每年維園點起的燭光,都會變為一張一張在媒體上出現的「燭光海」照片。曾聽過一名攝影記者的分享,在維園拍六四晚會時,參與者都不介意攝影者近距離拍照,所以經常在媒體上出現的晚會照片,也包括不少晚會參加者的特寫,尤其是家人跟小朋友一起點燃燭光的相片。這些照片,為記憶社群的存在和記憶活動的延續作了見證。

要守護記憶真確 修正要建基事實、道德

除了角色,也有責任。媒體在保存和呈現社會記憶時,要守護記憶的真確性。一個社群如何理解過去,關係到一個社群如何理解自身的身分,從而關係到一個社群如何理解所身處的社會的現狀和未來。因此,在任何一個社會,當權者都會希望主導人們對過去的理解,甚至不惜一切把某些記憶壓下去,或者進行扭曲。在這種場景之下,新聞媒體就有堅持說真話的責任。這不是說一個社會從來不可以修正對過去的理解,但修正也要建基於事實,建基於最基本的道德標準,以及是讓社會由下而上地,通過討論和溝通去進行。

有關社會記憶的學術研究的基本爭論點之一,就在於社會記憶在多大程度上是政權可以隨意操弄的,在多大程度上社會記憶可以限制政權的言行。這問題的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視乎媒體能否堅持說出真相。

總括起來,我們可以如何理解媒體在保存社會記憶上的角色?筆者在美國讀書時的論文指導老師Theodore Glasser,是一位很有名的新聞學學者。他寫過一本講述及分析調查報道的專著,書名叫做Custodians of Conscience——「良心的守護人」。媒體在守護一些特別重要的社會記憶的時候,其實也就是擔起「良心的守護人」這個角色。

今年是六四30周年,一批香港新聞工作者正在編寫《我是記者:六四印記》一書。書內數十位作者,有曾直接在香港甚至北京採訪六四的記者,也有在八九之後才入行,所以當年沒有機會參與,但多年來也有報道紀念活動或相關議題的記者。加起來,這本書記錄的是30年來香港傳媒以至香港社會如何守護六四記憶,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作者按:本文是筆者為《我是記者:六四印記》所寫的序言的修訂版)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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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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