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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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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健和﹕解放思想 改變大灣區「官熱民冷」局面

【明報文章】《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終於出爐,提出以香港、澳門、廣州及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綱要》中有關香港的篇幅,不僅排在四大中心城市的首位,而且在定位方面,除了要鞏固及提升金融、航運等四大支柱產業外,更銳意拓展創新科技事業,建設國際訴訟及仲裁中心等。可見中央對香港發揮的獨特作用,有着高度的重視和期許。

與此同時,香港社會整體對大灣區規劃仍然將信將疑,與政商界的熱烈迴響形成強烈對比。即使坊間對於大灣區發展的討論,皆側重於區內的GDP(本地生產總值)總量、人口、交通基建等量化指標,指出大灣區經濟總量直逼韓國,屆時將會與世界三大灣區(東京、舊金山、紐約)平起平坐云云。

必須強調的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牽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3個關稅區、4個中心城市,不僅是一個前所未有、沒有先例可循的發展構想,而且更是一套甚為複雜的國家發展方略,與其他國策環環相扣,需要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去剖析發展粵港澳大灣區的真正意義。

筆者嘗試從不同視角審視大灣區概念。首先在經濟方面,它是一個城市群規劃、產業鏈定位分工問題。深化改革方面,打破制度壁壘,實現生產要素的互聯互通,也牽涉到體制創新的問題。至於內地與港澳的關係方面,豐富一國兩制的實踐內涵,也牽涉到國家實現和平統一的問題。對外開放方面,為「一帶一路」倡議構建平台,也牽涉到外交政策及國際關係的問題。凡此種種,粵港澳大灣區對香港而言,可見挑戰與機遇並存,不能一言以蔽之。

港府未能擺脫「不干預」思維

誠然,《綱要》只是公布了不足兩個月,在現階段斷言「官熱民冷」未免言之過早。然而,香港社會對大灣區以至國策認知欠缺全局觀,卻是不爭的事實。雖然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提到香港在大灣區建設中,將會是積極的「參與者」、「促成者」及「推廣者」,然而面臨的阻力重重。歸根究柢,皆因政府仍未能擺脫上世紀70年代的「積極不干預」管治思維,對產業規劃及人才培訓缺乏長遠規劃,導致香港經濟轉型停滯不前。

內地與香港的經濟融合,無疑為香港的總體經濟帶來不少實利,中央政府不斷推出惠港政策,然而近年社會的反對聲音不絕。原因在於利益格局被商界壟斷,特區政府對此缺乏疏導措施,令有關政策難以惠及中小企和大眾市民,更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正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從事金融創科行業的精英畢竟是少數,特區政府應當思考如何讓更多港人分享大灣區發展機遇,而不是繼續任由他們望梅止渴,否則只會演化成為民生問題,甚至是政治問題。

至於作為管治聯盟一員的建制派,情况也好不到哪裏去,只想着如何在大灣區發展、如何去打內地主意,忽略了其背後的戰略意義。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有議員認為在港覓地困難,建議內地政府撥地興建「香港村」,把香港的房屋、教育、安老等民生問題單向轉嫁予內地,將他們平日在區議會阻撓興建厭惡設施的NIMBY(not in my back yard,別在我家後院)心態「發揚光大」。先不論政策的可行性,這種變相在內地搞「特殊化」的辦法,對內地城市民眾而言,公平嗎?屆時只會加劇粵港矛盾,長遠不利於兩地民眾的正常交流。

至於反對派,他們一方面拒絕「被規劃」,在中央及三地政府制訂《綱要》時,他們卻提不出什麼建議來;另一方面為了在社會散播恐慌情緒,大肆炒作兩地矛盾,更甚者有人「自編自導自演」,訛稱被內地執法人員擄走,被人用釘書機「釘大髀」等。反對派這些抹黑行徑,不僅令香港的政治生態陷入惡質化,更透過議會及輿論,阻延有關政策的落實,當局實在不可不察。

改變「止於概念欠作為」作風

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浪潮,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應當解放思想,改變過去「止於概念,欠缺作為」的作風,重新檢視一國兩制下內地與香港的定位,結合「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發揮自身優勢,並設法向有志赴大灣區發展的港人提供適切支援,否則只會重蹈「官熱民冷」的覆轍,香港與內地省市之間的協作成效只會事倍功半。

作者是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

[丘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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