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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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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瑞琪:中梵協議有切實需要

【明報文章】對於2018年9月22日中梵之間的協議,當中涉及很多誤解,包括有些教友從各方面的言論中得到印象,以為在習近平政府治下,地下教會群體特別受壓,教廷何以在今天卻與中方達成協議。就這些問題,筆者想作一個基本的解說。

地下教會苦楚 並非今日獨有問題

教廷40年來,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宗本篤十六世,以至當今教宗方濟各,均一直尋求與中國政府方面達成共識,好使中國教會出現不正常問題時,能有協商渠道以解決困難。但尋求對話,並不表示教會忽略了地下群體或地上群體所受的壓迫;相反,正是為了解決這些壓迫,而需要與政府協商。

地下教會40年來的確受苦很多,也很勇敢地應對。但將他們所受的困難算到習近平政府頭上,則與事實相去甚遠。事實上,對地下教會的重重限制,40年來一直如是,讀者有興趣的話,可從拙作《誰主沉浮》得知。

最近,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於2019年1月21日播出「中梵協議一:背十字架的信徒」,也印證了筆者所說,大部分迫害是在2013年前已發生,包括1996年東閭朝聖地的祈禱所被拆、1997年蘇哲民主教的終極監禁、2001年當局用推土機夷平范學淹主教的墓地;而大部分聖堂被拆及佔用,更是在20世紀60及70年代的悲劇。

近年打壓主要是針對公開教會

讀者應該注意到,最近幾年一連串政府機關對教會的壓制,包括強求在聖堂內插國旗、張貼政策文件及宗教條例、禁止18歲以下人士進堂、禁止夏令活動等等,均是衝着公開教會而來,受苦的是公開的教會團體。

《明報》觀點版年前刊登呂秉權兄的文章,以溫州拆十字架及拆堂風潮為例,證明地下教會受到嚴重打壓,是明顯的張冠李戴。事實上,2014至2017年間的「溫州拆十字架及拆堂風潮」,主要是打擊公開教會形象的政治侵權行為,以致公開教會的朱維方主教要在2015年7月24日上街抗議;朱主教亦於較早前表示信錯了官員,發公開信向教友表示「深深的愧疚」(請參閱拙作《21世紀中國教會:悲歡離合》,頁85)。當時地下團體的領導人邵祝敏助理主教與20多名神父聯署向政府抗議,本質上是一種道義方面對公開教會的支持,並非為爭取他們自身的權益。

從不同途徑所知,習近平領導之下的政府,對地下群體的舉措大致沒有變化,而地下教會在過往的經驗中,已掌握到互動的手法;反而是公開教會方面,由於政府當局完全改變「遊戲規則」,以致感到驚愕及無所適從。

中梵協議關係到主教自由

剛才談及的《鏗鏘集》特輯,帶出一個重要信息:地下群體為蘇哲民主教所做的種種安排,都得到政府的默許,連蘇主教往昔所主理的聖堂,也可以容許公開教會的人士自由前往祈禱,這種寬容就得來不易了。筆者作為極少數曾親自造訪蘇哲民主教的香港教友,對蘇主教的堅定及睿智,敬佩不已。但1994年訪問他時他所主持的教堂,尚無今天的亮麗安穩。

對於蘇主教的釋放問題,主教的侄兒蘇天佑在特輯中道出了甚為關鍵的一節,他說:「國家宗教(事務)局的中梵代表,他到保定來,我見過他。我問主教的事什麼時候能解決,他說這是個國際問題。如果中國與梵蒂岡改善了關係,這事就能解決。」這一點印證了中梵關係在目前政治境况的切實需要。

當然,蘇天佑兄弟慨嘆的是「現在關係改善,應該是解決的時候了。但到現在還沒有解決」。我們也和蘇兄弟同樣,盼望蘇哲民主教早日獲享自由。

習近平主席的善意應受重視

一如筆者在過去兩年多次提及,在中梵協議中所連帶要處理的7宗非法主教的寬免案,1宗是在江澤民時代發生的,其餘6宗是在胡錦濤時代發生的。習近平主席於2013年上任以來,再沒有在國內出現任何「未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這一點是非常善意的表現,值得所有天主教徒珍惜。對於這7宗非法祝聖事件,對習近平政府而言,似乎只是為顧全兩名前任的面子作出補救。據筆者所知,教廷得到7人一再保證不會重複過往所犯錯誤,而最終獲得教宗方濟各的寬免並重新任用。這亦是在多重爭議之下,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

當然,過去5年半「已得教宗任命的主教祝聖禮」亦舉行不多,一共只有5次祝聖禮得到政府當局的「綠燈」:2015年有1次,2016年4次,2017及2018年卻一次也未有。目前可知的排在名單已得教宗批准的主教約有20人,盼望他們能在中梵已有協議的實况下,早日得以祝聖為主教而能服務國內的廣大教友。

作者是天主教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林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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