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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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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崇銘:香港作為先進資本主義模式

【明報文章】今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早前我自己和不少人已寫過回顧文章(註1)。其中一個較多人關心的問題是:在這許多年後,如馬克思描述般的階級矛盾是否仍存在?在工廠早已撤離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工人階級所受剝削是否仍如舊嚴重?香港作為先進資本主義模式,正好為這些問題提供一個很好範例。

25年前,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應共產主義陣營瓦解,意味英美新自由主義大獲全勝,宣告人類「歷史的終結」。但不出數年,反全球化浪潮、恐怖主義、生態和人道危機湧現,西方國家內部亦深受金融危機和右翼民粹困擾。5年前皮卡提(Thomas Piketty)出版《21世紀資本論》,正式從經濟學角度重新確認馬克思百多年前的觀察,宣告歷史仍未終結。

裙帶資本主義的必要

站在這樣一個歷史高度,回望香港作為新自由主義最發達的地區,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詭譎。我常常感到異常困惑,香港常吹噓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但財團和產業壟斷程度卻極高,市場競爭和開放性欠奉,以至2014年《經濟學人》曾將香港評為「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榜首,連普京統治的俄羅斯也望塵莫及。難得的是,本地傳媒對指數彷彿視而不見。

有不少探討新自由主義的文章,主要從「華盛頓共識」和金融資本全球化的角度切入;對於地方政府和地域權力邏輯的重要性,卻並無進行相應探討。最近無論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或David Harvey,便不約而同地採用「原始累積」(primitive accumulation)或「掠奪性累積」(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等詞,來描述資本主義的「返祖現象」,值得加倍重視(註2)。

眾所周知,英國在發生工業革命前,曾出現大規模的「圈地運動」(enclosure movement),導致產業和財富迅速集中,為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崛起創造了重要條件。其後資本則主要通過工業生產和勞動價值的攫取,來作為維持資本累積的主要工具。但到了新自由主義年代,面對資金欠缺出路和產能過剩等問題,資本復又回到「圈定」土地和天然資源,回歸直接「掠奪」的原始狀態。

廣為人忽略的是,「掠奪性累積」涉及土地和天然資源,因此農民、原住民和傳統社區,往往成為首當其衝的被掠奪對象。但過程中必然涉及地域的規劃和管理,因此除了趨向全球化的金融資本,地方上各級政府的合謀角色亦舉足輕重。按Harvey的說法,「國家-金融紐帶」(state-finance lexus)是新時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推動力。

其實只要從最近全面封殺「港獨」、「自決」的事件,便知在「國族」堂而皇之的宏大論述下,掩藏的卻是「國家先行」的經濟模式,以及「國進民退」的累積邏輯。當真正反對派被瓦解得所餘無幾,議會的多元聲音逐步「人大政協化」,議會日常運作逐漸遠離公眾視線,經濟掠奪遂可以無後顧之憂地、更公然和赤裸裸地進行。

與此同時,各級政府亦兼負財富再分配的重要功能。以往福利國家和社會民主的年代,財富再分配意味起碼有部分財富由富人流向窮人;但在新自由主義下,儘管各地政府極力扮作「不干預」,但實際上卻大力創造新條件,進行將財富由窮人流向富人的財富再分配。香港地產商能肆意囤積炒賣土地,破壞原有生態、社區和居住環境,點石成金,坐享漁利,正是政府背後支持「掠奪性累積」的典型。

炒樓階級的後備軍

根據Harvey的進一步推論,除了對土地和天然資源的吸納(subsumption),資本邏輯亦向社會不同層面延伸,推動經濟、政治、生態、文化以至社會關係的全面商品化。換句話說,傳統資本主義集中在工業生產的價值攫取;但隨着工廠撤離發達地區,價值攫取模式亦轉向流動、分配和消費等廣泛領域。除了工人階級仍然面對的剝削之外,市民、消費者和不同族群皆不能倖免。

Harvey主要列舉了自1980年代起,英國大規模將房屋私營化的例子,指出這不但令房屋變成投資以至投機的商品,更令不少人包括窮人的一輩子,命運都與按揭貸款綑綁起來,需承受巨大市場風險。為追逐金融資本帶來的短期暴利,人們把自己的居所、家庭和生活都押上。Harvey稱之為「日常生活的吸納」(subsumption of daily life)——當代資本累積的另外主要途徑之一。

完全可以預計,自林鄭月娥上台後力推「以置業為主導」的房屋政策,公屋租戶盡皆有機會晋身業主。他們在短期內或許仍未能參與私人樓市,但假以時日,經歷了置業的體驗和訓練,並度過禁止轉售期後,便大有潛力爬上置業階梯,為未來房地產市場注入新動力——以往工廠有賴大批工人階級的後備軍以維持工業生產的持續價值攫取;現在政府則培養大批炒樓階級的後備軍,原理相同。

最近每天看見政府排山倒海的宣傳攻勢,我都有精神錯亂的感覺。這邊廂猛銷「明日大嶼」,塑造成香港下一代的希望;那邊廂高鐵和大橋開通,大灣區已近在咫尺,更有利於年輕人衝出香港——既然不再期望下一代留港建港,又何必力推「明日大嶼」倉卒上馬?

地方政府的知客角色

當然,從「國家—金融紐帶」角度出發,人的家住何處根本不在議程之列;錢流往何處、如何牟取最大暴利才是重點。「明日大嶼」固然有短期炒作價值,對吸收過剩資金和產能有重要貢獻,善用香港對祖國發揮最後的餘光餘熱;但長遠而言人工島又有何具體功能?就連團結香港基金的報告亦只能東拉西扯、含糊其辭。

歸根結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具有流動和固定——既矛盾,又互補——的兩個面向。一方面,金融資本必須具備高度機動性,像嗜血的野獸般四野狂奔追逐獵物;另一方面,要有效完成資源吸納和價值攫取,資本同樣必須階段性地凝固在地,此時地方政府則扮演知客迎送角色。待一地的資源和人民被剝削殆盡後,便必須尋找更廣闊地域空間,才能填飽胃口愈趨旺盛的資本巨獸——「一帶一路」,正是資本和產能追逐最後的處女地。

至於那些只求三餐溫飽、蝸居容身的人,對不起,你的需要不在此等政府的考慮之列。這裏沒有,尋遍地球都沒有。

註1:鄒崇銘,〈剩餘價值論與後就業社會〉,《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8年6月號;《後就業社會:誰是科技貴族?誰的人工智能?》,香港:印象文字,2018

註2:盧荻,〈我們生活在新自由主義年代〉,《明報》,2018年10月2日;李偉才,〈「自由主義」的復興 可以拯救世界嗎?〉,《明報》,2018年10月10日;Marx @ 200: Debating Capitalism & Perspectives for the Future of Radical Theory, in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5 May, 2018.(www.triple-c.at

作者是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講師

[鄒崇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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