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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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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于斯:從歷史文化角度看英國脫歐

【明報文章】英國脫歐(Brexit)正處白熱化中。於早前的歐盟峰會上,由英國首相文翠珊全力領導的脫歐議題迎來了歷史性的一刻:歐盟27個成員國一致通過了英國的脫歐協議草案,標誌着Brexit邁過決定性的一關。然而,想要順利脫歐並達成有利條款,接下來還有更艱巨的國會關卡。目前形勢不容樂觀,且離表決日僅有短短一周,英國脫歐將何去何從?

英國脫歐繼1974年英國工黨公開表達對歐盟條款的諸多不滿後,幾十年來被反反覆覆提上議程的原因錯綜複雜。論者大多從經貿等方面的原因着手,如英國每年需支付高額的「會費」、忍受歐盟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條條框框的束縛,或從更為迫切的以控制移民和邊境管理為由來分析該爭論,卻鮮有從更深層次的歷史文化角度來探討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關係如何影響民眾的態度。

英格蘭與歐洲大陸的嫌隙

而如果我們對英國2016年脫歐公投結果(52%民眾支持脫歐)進行人口比例分析,便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英格蘭選區選擇留下的人口比例為46.6%;而在蘇格蘭,該比例則高達62%。若單論經貿原因,大體整個英國不同地區選擇去留的比例不會相差甚遠。於是,文化與歷史方面的緣由便愈發不容忽視。

縱觀歷史,英格蘭與整個歐洲大陸的嫌隙與距離,似乎比地理上阻隔開它們的那道英吉利海峽寬得多,而北部的蘇格蘭卻恰恰相反。直到《1707年聯合法案》將蘇格蘭與英格蘭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之前,政治與經濟上均處於弱勢的蘇格蘭一直在通過與歐洲大陸拉丁語系國家聯姻來尋求聯盟與庇護,其中最主要的對象便是英格蘭的老冤家——法國。比如歷史上著名的蘇格蘭瑪麗女王便嫁給了法蘭西王儲弗朗西斯,以便聯合起來對抗來自英格蘭的威脅,甚至奪取英格蘭。而英格蘭,幾乎從公元10世紀以來,來自諾曼的征服者威廉成為其國王之後,與法國的戰爭便從未停歇。除了法國,為奪取海上霸權與海外貿易主導權,荷蘭、西班牙等海上霸主自然都是英格蘭的勁敵。

這種地緣政治的壓力直到1533年英國國王亨利八世與羅馬教廷決裂後,更升級為宗教對抗的勢不兩立。轉為信奉新教的英格蘭,與仍視天主教為唯一皈依的歐洲大陸,如此便失去了文化上的「共同語言」。此事件於深受宗教桎梏的中世紀是開天闢地的,因當時歐洲各國奉天主教為國教,國王的加冕與統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來源於羅馬教皇的認可與授予。切斷這種傳統,等於公然與整個拉丁歐洲為敵。也許英國人骨子裏的那份高傲、反叛與漠然(aloof),便從那時點燃。最典型的,如一生未嫁的童貞女王伊利沙伯一世,從小便深知其母親便是那條宗教決裂的導火索,深刻地明白宗教迫害與政局動盪的威力。擔心如果嫁給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丈夫」,不僅會令其父輩為英國擺脫羅馬教廷控制的努力付之一炬,英國的主權也會再度蒙上陰影,便毅然決然地嫁給了她的國家。

16世紀挑戰教廷 21世紀離「國上之國」

故此,如果16世紀的英格蘭便膽敢挑戰羅馬教廷的權威,將哥特教堂(Gothic)裏那些高聳的十字架拆下、神龕裏聖徒的肖像銷毁,並反對教皇打着宗教至高無上的名義干預各國政治,21世紀的英國選擇離開歐盟這個「國上之國」,便不再顯得那樣匪夷所思了。

而即便文藝復興後拉丁歐洲國家逐漸從宗教的沉迷中清醒,宗教已不再是最致命的文化隔閡後,英國的首相們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依舊秉持着那份盡量不牽扯、不捲入的冷眼與旁觀。從英國第一任首相Walpole開始,避免戰爭、維護帝國安全、鼓勵海外貿易,便成為歷任英國首相的一貫方針。

18世紀的七年戰爭幾乎席捲當時所有的海上帝國,但依舊未影響後來的英國首相Pitt能用金錢收買拉攏、合縱連橫便絕不捲入歐洲紛爭的政策。19世紀,歐洲的君主制相繼淪陷。而早在兩個世紀前就完成憲政革命的英國,自然對亂成一鍋粥的歐洲大陸唯恐避之不及。這從當時的首相Palmerston面對一名法國使節的恭維,用一句經典名言回奉便可略見一斑:當那名法國人恭維他說「如果我不是法國人,我願意成為一位英國人」,而Palmerston回敬道「如果我不是英國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成為英國人」。

歷史是現實寫照

30年後,便如英國面對歐洲大陸在1840年陷入革命的泥沼中置身事外一樣,維多利亞女王的左膀右臂、英國歷史上著名的首相Gladstone在面對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一系列鐵血戰爭統一德意志的干戈中,依舊袖手旁觀,與歡喜冤家Disraeli一道輔佐維多利亞成就19世紀日不落帝國的鼎盛輝煌。

歷史是現實的寫照。英國與歐洲大陸在歷史與文化上的貌合神離,也許是今日除經濟利益之外,催生英國脫歐的最潛在與本質因素。

對於那些想要維護國家主權、重溫昔日帝國舊夢的英國人來說,這個聯合王國便是可以為之驕傲的全部理由。

作者是英國伯明翰大學公共行政碩士、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新聞碩士

[陳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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