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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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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荻:改革開放在歷史的軌道上

【明報文章】中國改革開放始於1978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來到2018年,剛好度過40年。適逢新冷戰的威脅黑雲壓城之際,國內、海外湧現各式各樣評價這個歷程的言論,從中再引伸出對未來走向的判斷或要求。

必須承認的發展表現

任何對改革開放歷程的評價,都必須以它的實際經濟和社會發展表現為基礎,這應該是無可異議的。

就經濟增長表現看,以國內生產總值為最全面的量度指標。在1978至2017年間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達9.51%,相對於1952至1978年間的6.15%明顯增長加速。以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實際增長率計,在這兩段期間分別錄得8.56%和4.14%,前者更是後者的兩倍有多。

誠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只反映了經濟總量的擴張,至多是社會發展所需的物質條件的提升,而非社會發展本身。改革開放的批評或質疑者一般會指,在此期間其實存在多種背離社會發展的情况,如收入分化、環境破壞、工作條件惡化以至政治和社會壓力增加等。這些情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屬實另說,無論如何,其影響始終會被整體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進去。

種種社會發展指標中最具整體性的應該是人均預期壽命,從1978年的65.86歲提高至2016年的76.25歲,近40年間提高了10歲,比起之前1966至1978年間的提高14歲,好像並不怎麼出色,至少遠遜於經濟增長表現的差距。不過,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自有其規律,在既有醫療技術的限制下,過了特定的年齡臨界點就會出現提高速度放緩。一個較合理的量度,是將中國的表現放在世界範圍作比較,在1966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比全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低1歲,至1978年已比後者高6歲,至2016年則比後者高5歲,雖則中國是直至本世紀初才從低收入經濟體邁進中等收入經濟體行列。

總括而言,改革開放年代的社會發展表現,就縱向歷史比較看,還是值得表揚的;就橫向世界範圍比較看,也是出色。中國在1966至1978年間的出色表現,主要是依靠其政治和社會體制(尤其是人民公社體制提供的普及化農村醫療系統);在改革開放年代的表現,則應是有賴於物質條件的提升:在1978至2017年間,全部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僅達2.7%(加上低收入經濟體的平均數則是2.57%),而中國的增長率是它的3倍有多。

破除迷信是理解現實的起點

承認改革開放年代的經濟增長表現優異,是構成社會發展的基礎,那麼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這個經濟增長表現的成因或動力是什麼?

改革開放就是答案——這是最常見的說法,官方是這麼說,更重要是符合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有關後進發展的主導意識形態,所謂華盛頓共識。官方的說法較籠統,因而依靠華盛頓共識來解釋中國經驗確實很有成為主流的勁道,尤其是可以簡化為增長是來自經濟市場化、融入世界市場及私有部門的擴展。總之是訴諸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策信條。

然而這種解釋很有將市場「物化」,也即神秘化、迷信化的味道,以非歷史的理論模式來觀照、要求歷史,面對現實時總顯得左支右絀。首先好像就是放之四海而皆不準,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普遍推行市場化改革,卻並沒有得到所承諾的發展業績。正如上述,在1978至2017年間,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實際增長率僅達2.57%;如果從中撇除人口佔比近四分之一的中國,餘下的發展中世界的表現就更令人失望了。再看中國本身,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是公有制(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部門佔絕對主導,之後至今公有制部門確實大為萎縮,但仍是控制着戰略產業,而整體經濟的發展道路是以快速資本深化為主導,都是根本偏離了市場原則。

必須破除物化式認識障礙,必須有遠比華盛頓共識全面和細緻的認識框架,方能解釋中國的經濟表現,恰當評價改革開放的建樹和不足。而無論是哪個框架,首先必須有一個認識,即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始終是資本積累;經濟體制的作用,在於有效率地動員社會資源並配置到生產性部門上。1980至2016年間,中國經濟的投資率(即資本形成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達到40%水平,比之前10年提高了6個百分點;而中國之外的發展中世界,則從之前10年的平均27%降至1980至2016年的平均24%, 同期發達國家從27%降至23%。顯然正是投資率的差異,促成了中國經濟增長在改革開放年代的加速,以及遠超世界範圍後進發展的表現。

中國改革開放年代,也正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年代,都是自1970年代末期至今度過了近40年。新自由主義的體現是經濟金融化,也即金融投機活動愈趨佔據主導,排擠生產性投資,導致世界範圍的投資率在全球化年代不升反降的局面。其後果,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呈現去工業化趨勢。只是前者作為金融化的發源地和集中地,去工業化趨勢遠為迅猛,包括大量製造業快速向外轉移。

在此期間,中國成為幾乎是全球唯一的快速推進工業化的經濟體。至2016年,中國穩據全球第一工業國位置,工業增加值、製造業增加值分別佔全球的22%和26%,其中製造業增加值超過了美國、日本兩國總和。而製造業的特性,一方面是本身具有規模和範圍效益的潛質,另一方面是能夠推動整體經濟的技術進步。由此,不同於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包括大量非生產性活動的服務業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卻在改革開放年代成為全球最大的生產性經濟體,而同期的快速經濟增長正是與此相連。

中國特有因素起作用

全球範圍的產業佈局調整,對發展中國家都應是機遇相同,為什麼只有中國得以如此快速工業化?顯然全球化之外,還有中國特有的因素在起作用。上文強調的高投資率是其一,改革開放之前年代建立起來的工業基礎是其二,這兩者都是有賴於內部的制度和結構條件的支撐。解析、闡明這些支撐條件的形成和運作,也就成為評價改革開放、展望未來走向的關鍵。

如果說全球資本主義因為歷史性的階級關係緊張導致生產性部門利潤率下降,從而由聚焦於生產轉向金融化,由1960至1970年代的「黃金時代模式」轉向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從而讓中國獲得加速工業化的契機,那麼在中國方面,在1970年代初期開始由中央計劃轉向經濟決策分散化、推動農村工業化、從國外大規模引進技術等,同樣是一個歷史過程:這其中固然有得以與西方緩和的外因,更重要是內因,從「抓革命、促生產」轉向「四個現代化」(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現代化),意味着革命的難以為繼,以及革命傳統再也難以作為推進現代化的憑藉,後革命時期走到了它的結束點。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

[盧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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