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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耀昌:運動低潮時 做一個人可做的事

【明報專訊】1989年成立的支聯會,渡過「97回歸」、「23條立法」等危機,每年六四集會及綱領如昔,但時局轉變,由京官過往說一國兩制下「包容」,到今天視之為「毁壞一國兩制大敵」,看到北京及港府對支聯會的態度變化。支聯會年資最老的領導之一、最近以「公司秘書」身分處理會務的蔡耀昌形容,在《港區國安法》下,支聯會受到的壓力前所未有。支聯會由會員大會議決解散,蔡說:「起碼是有尊嚴地結束。」他說已無法展望未來的六四集會:「大家要習慣孤獨,運動低潮時,一個人,就做一個人可以做的事。」

支聯會在九七回歸後,除了首任特首董建華勸司徒華不要再辦六四集會外,未受過港府太大衝擊,歷任特首對支聯會、六四集會亦無針對之言(見表),惟2019年反修例運動後,北京及港府對支聯會的態度有明顯變化。以往被視為「行禮如儀」的維園六四集會被警方以疫情限聚為由不准舉行,堅持到維園者遭拘控。

支聯會成立32年,蔡耀昌自2004年出任常委,至今年7月「策略性」辭任常委,現任7名常委悉數被送監牢,蔡耀昌以「公司秘書」身分處理解散事宜。1989年,為學聯代表會中央代表及學聯中國民主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蔡耀昌與一眾學生聲援北京學運,參與罷課、絕食等。蔡耀昌其時見一眾同學「精力上已散」,得悉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支聯會前身)在旺角開會,便趕去向張文光、李永達求援,民促會「緊跟學聯號召」,協助舉辦遊行,劉千石、司徒華走在隊頭,當年5月的遊行佔據灣仔軒尼詩道,為香港歷史上首見。

成立之初 司徒華已預視風險

民促會後來改名「支聯會」,蔡耀昌未有缺席。他透露,自支聯會建立之初,司徒華已考慮過風險問題,「(1989年)6月9日,鄧小平上場講話已知局勢改變,及後北京通緝21個『高自聯』學生,華叔已知再搞下去會有風險」。當年司徒華堅持將支聯會變為全民運動,「他計劃把支聯會打造成合法組織,不易被挑戰」,找律師何俊仁寫會章、申請公司註冊,「華叔定下宗旨是:架構要穩定,財政要清晰,一切都是為了『合法』,不容易被政權『屈』你,也是為了應對九七」。

一直確保合法 防被政權「屈」

司徒華提倡「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亦是為了「合法」,以令支聯會持續發展。

蔡耀昌記得,支聯會1989年6月7日發起「三罷」,有傳有人滲入鬧事,當日凌晨,蔡耀昌在旺角見證騷動,司徒華清晨宣布取消集會遊行,「他的目的是要讓人知道支聯會搞的活動不會出亂子,長期使人放心,可捲入多點市民,家長可以帶小朋友出席,令運動得以持續」。

至1997年「大限」前,支聯會將部分文件送到海外,其後再經歷了20多年,六四集會還能舉辦,「也可能是沒有法律工具(可阻止),沒人想到『23條』過不了」。至2019年舉辦最後一次合法的燭光集會, 大會稱18萬人參與,燭光如海,當時無人想到,年復一年的集會,或終於那一年。

稱非取締 善後工作較「自主」

港區國安法去年6月底生效,「(今年)維園集會我們已經不搞了,今年4月已開始討論,強調要保存實力」,惜「示弱」亦沒減緩壓力,常委更悉數被捕,支聯會最終解散。「起碼是有尊嚴地結束,解散而非被取締,我們在善後工作上有較多自主性。」蔡耀昌說。

對往後的六四集會,蔡耀昌說現時「無法想像有任何空間」復辦,涸鮒無水,惟有故人的教誨。「華叔說,沒了組織,只剩自己,都可以的,人少就人少,不可以強求人多,大家要習慣孤獨,低潮時,不要想鎂光燈,不要想有人助威,一個人就做一個人的事,多一個人,就一起做一個人可以做的事,這樣也好。」蔡耀昌說。

明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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