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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二三事

【明報專訊】「黃雀行動」-

六四事件後,有所謂「黃雀行動」拯救王丹、嚴家祺、王超華等被通緝的民運人士。司徒華在回憶錄中表示,行動名稱非他所擬,認為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解讀不符合,稱黃雀二字應以曹植有關友人被捕的詩《野田黃雀行》作解讀,因詩中「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一聯較貼切。

支聯會前常委蔡耀昌憶述,六四之後有關協助被通緝者來港的行動只稱為「地下通道」或「operation」,至約1991年,岑建勳接受外國電視台訪問才披露「黃雀行動」一詞。蔡說,主事行動的人不願曝光或已不知所終,有關「黃雀行動」的真正意思已無從稽考。

「晚會」與「集會」-

支聯會連續30年在維園舉辦六四集會,因在晚上舉行,有傳媒或會以「晚會」形容,然而,作為中文教師的司徒華曾經斟酌,認為用「集會」較嚴肅。

支聯會每年六四集會均有既定環節,自2014年傘運、本土思潮興起後,曾被本土派及年輕人譏為「行禮如儀」。司徒華在回憶錄《大江東去》表示,六四燭光集會「不是表演晚會」,反問「何須搞甚麼新意吸引人注目」,認為「集會」二字較「晚會」嚴肅,「一個這樣的活動,配用一個較嚴厲的名稱」。

「8964」-

蔡耀昌、前常委趙恩來及部分民主派中人的手機號碼均有「8964」。趙恩來說是刻意向電訊商申請,稱以前並不困難,「開台前和電話公司要求,在未簽約之前,agent(電訊商經紀)什麼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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