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社評】德國周日（2月23日）舉行大選，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受到內外多重危機衝擊，亟需凝聚政治領導力來應對，然而，德國政治日益碎片化，傳統主流政黨的支持率持續下滑，極左與極右民粹力量迅速崛起，新政府如何組建、何時組成都是大問號。德國面對的問題其實也是歐洲整體困境的縮影，從能源危機到經濟停滯，從政治極化到社會分裂，無論是國家層面還是歐盟都顯得束手無策，缺乏有效解決問題的方法，歐洲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峻的挑戰。
民粹政黨聲勢高漲
碎片政治難求穩定
德國8400萬人口中有近6000萬合資格投票選舉聯邦議會630名議員，選票上有多達29個政黨可供選擇。選前民調顯示，在野基民盟/基社盟有望重新成為國會第一大黨，但得票率難望超過30%。現任總理朔爾茨領導的社民黨則可能被極右翼的另類選擇黨（AfD）超越，淪為第三大黨。在任僅3年兩個多月的朔爾茨，面臨成為兩德統一後最「短命」總理。AfD與代表極左民粹的左翼黨成為不可忽視的勢力，反映德國社會存在強烈的挫敗感。反建制情緒高漲。AfD利用民眾對經濟衰退和移民問題的不滿迅速擴張，左翼黨則通過抨擊社會政策來吸引底層選民。群雄逐鹿的形勢，預示着德國選後政局充滿不確定性。德國的選舉制度設計令國會難以出現一黨獨大，組建聯合政府成為常態，但政黨之間的協調曠日持久，組閣過程往往演變為漫長的拉鋸戰，時間可能以月計算。
今次大選提前了7個月舉行，導火線是朔爾茨在去年11月炒掉來自自民黨的財長，導致執政聯盟瓦解。經濟政策是壓垮朔爾茨與自民黨及綠黨脆弱聯盟的最後稻草。德國經濟近年停滯不前，由「歐洲火車頭」變為「歐洲病夫」，不同政黨對如何重啟經濟立場分歧，其中一個主要爭論是應否修改憲法中的「債務煞車」規定。「債務煞車」在2009年默克爾第一屆政府內通過，把聯邦政府年度赤字限制在GDP的0.35%以內，並且嚴控發債。這種主張很符合德國人穩健的特性，支持者認為其有助於維持經濟穩定和長期增長，默克爾主政16年間德國經濟的穩健發展成為例證，然而，隨著德國經濟由盛轉衰，「債務煞車」也漸受質疑。反對者指出，這種政策令政府財政缺乏靈活性，無法在經濟發展陷困時有效施行刺激措施以推動復蘇。
默克爾執政長達16年，「債務煞車」在其任內有效執行，得益於德國的經濟結構為政府提供健全的收入，它現在受到質疑，根本原因又在於這個經濟結構失去動能。德國以強大工業實力著稱，近年全球爆發多重危機，無不損及德國經濟命脈，新冠疫情和貿易戰擾亂全球供應鏈，德國的外向型經濟首當其衝。俄烏戰爭也令德國深受其害：德國長期依賴俄羅斯供應廉價能源，能源價格飈升使眾多能源密集型企業經營環境惡化；能源價格上漲又推高了德國的通脹率，導致生活成本大增，消費能力削弱。
經濟乏創新坐食山崩
歐洲火車頭變「病夫」
默克爾時代的保守還拖慢了德國的經濟創新。中美科技戰方興未艾，而德國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的發展明顯落後，其工業生產亦由領先變為落後。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曾為德國汽車主要市場，但隨着中國全力發展先進工業，對德國汽車和機械設備的依賴減少，更憑藉電動車改寫全球產業格局，反過來壓縮了德國在汽車市場的發展空間。
經濟治理不可能「一本通書睇到老」，德國的困境表明，只懂守成而缺乏前瞻發展思維的經濟模式，終會有失去活力的時刻。默克爾去年已主動打倒昨日的我，表明德國應該放寬「債務煞車」 。她指出，在經濟危機時刻，嚴格的支出限制會阻礙政府通過投資來刺激經濟復蘇和推動結構性改革，德國必須採取更加靈活的財政政策，以應對地緣政治衝突和經濟停滯等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選舉辯論中，德國不同政黨對如何解決國家的問題各有主張，相同的是都認為必須要「變」。除了經濟，辯論的另一大主題是移民。默克爾當政時打開門戶收容大量敘利亞難民，經濟不景氣下，反移民聲音高漲，傳統主流政黨這個議題上的態度亦被AfD等反移民勢力牽着走，政策主張日益趨同。德國人口結構深受老化問題困擾，移民不僅為生產製造行業補充必要的短缺，也在醫護等關乎民生福祉的領域發揮作用，然而移民對維持經濟運作的作用，在民粹的政治討論裏卻失了聲。這種政治氛圍不僅加劇了社會撕裂，也妨礙德國處理真正緊迫的問題。
德國要走出困境，對內須重新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推動產業升級，對外的最新難題則是如何應付對歐洲充滿敵意的特朗普政府。特朗普的關稅大鍘若向歐洲落下，佔歐洲對美出口逾七成的德國汽車業必然雪上加霜。特朗普政府要員如馬斯克與萬斯對AfD等歐洲極右勢力公開力挺，則為德國以至歐洲內部的政治分裂火上加油。
對香港來說，德國是一面鏡子，映照出過度依賴傳統優勢產業、財政政策僵化及忽視創新所帶來的風險。香港正努力探尋新的發展路向，應該汲取德國的教訓：墨守成規只會埋下隱患，唯有積極擁抱變革、推動創新，才能在複雜多變的世界中保持競爭力與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