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社評:「催生」形同「限生」 濫用公權適得其反

【明報社評】內地自2022年連續兩年人口負增長,開始推出鼓勵生育政策,顯然沒有收到成效,最近展開「人口與家庭發展狀况抽樣調查」,與此同時,又發動各地政府開展「打電話催生育」的措施。調查生育率不斷下降原因,是必須要做的,在沒有查出原因前採取「病急亂投醫」的方法去應對,是徒勞無功的,因此而滋擾年輕女性,過猶不及的做法更會令人反感。政府應該對「不想生」和「不敢生」的年輕夫婦,分別採取不同的鼓勵政策。

出生率下降已成趨勢

鼓勵措施針對性不足

內地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萬人,只有956萬人,比上年下跌10.6%,這跟新冠疫情有很大關係,但2023年出生人口進一步下跌到902萬人,就證實出生率大幅下跌的趨勢。各地政府為了鼓勵提高出生率,採取發放現金補貼方式鼓勵生育,不同省份根據自身的經濟條件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雲南省政府為生二胎家長補貼2000至5000元人民幣,富庶的杭州市最高補貼2萬元。2023年中央政府出資112億元鼓勵生育,地方政府出資210億元。

給予現金補貼是最直接的方式,但也流於簡單,因為年輕夫婦不願意生育的原因很多,未必會因為數千元或者一兩萬元而去承擔長期多方面的育兒壓力。2023年上海市戶籍人口的二孩率為24.02%,三孩率為1.84%,只願意生一孩率達到74.03%,數據還沒有顯示完全不願意生育的比例。

不想生的原因很大程度跟年輕人的思想觀念有關,經濟愈發達地區,這種觀念愈普遍,上海市的數據可見一斑。他們緣何願意養寵物也不願意承擔養育下一代責任的觀念,並非任何鼓勵措施可以輕易改變的,更加不會因為現金補貼的誘惑而「貿然生育」。中央政府2022年出台的鼓勵生育指導意見,措施幾乎沒有就不想生去對症下藥,只針對不敢生的措施是否有效,尚待觀察。

不敢生的主要原因,確實跟經濟壓力有關,養育一個孩子,從懷孕到分娩需要產檢和接生的醫療費用,嬰兒的餵養與照顧需要,父母甚至祖父母的時間與精力,小孩上學雖然有免費教育,但面對競爭激烈的社會環境,額外的興趣及技能培養需要高昂的費用和陪護時間,凡此種種,對打工一族來說,壓力有來自確切的原因,也有來自攀比的緣故。有的甚至是從結婚需要借貸去應付高額彩禮,婚後需要還貸而沒錢生小孩開始的。

中央政府的鼓勵生育指導意見,可以說是「無微不至」,增加託兒所,甚至是僱用育嬰嫂費用可以減免所得稅(入息稅);延長產婦產假和丈夫侍產假,甚至是提供公租房(公屋)或者提高公積金貸款買房比率;針對學童需要,要求學校提供免費的課外培訓,開辦暑期託管服務等等;不但在提高服務質量和減低養育小孩成本給出指引,還要求「創作一批積極向上的文藝作品,講好新時代美好愛情、和諧家庭、幸福生活的中國故事」,希望達到移風易俗的目標。

這個指導意見是國務院連同下屬教育部、民政部和稅務總局等17個部門共同發出,應該是有具體措施,也有執行力的指引。然而,與政府其他政策一樣,到了地方政府就會變成「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甚至是粗暴的手段。不少地方政府對結婚彩禮金訂定最高限額,這是完全沒有法律根據的做法。

催生手段過猶不及

治理能力有待提高

近日網上流傳,不少女士接到來自基層政府電話,提出「你懷孕了嗎?」「有生孩子的打算嗎?」等問題。這種做法,是典型的鐘擺效應,過去計劃生育部門官員受到最高當局的指令,任何人都不能違反一孩政策,於是「各顯神通」,嚴格要求已經生育的婦女去結紮,基層政府也配合,「打聽」適育年齡男女的避孕措施。在一孩政策年代,有人為逃避地方官員限制而穿州過省去生二胎,而今也會有人因為反感官員催促生育而叛逆不生,無論是「限生」還是「催生」的手段,都是濫用公權的做法,後果必然是適得其反。

基層政府的官員,是執行上級的指令,各級官員如何執行,則是看他們如何「領會」中央精神,考慮的角度只是應付上級的檢查,或者爭取成為「標兵」,而不是從大局出發,如何優化執行政策,既能做到中央訂定的目標,也能讓老百姓心悅誠服。現在做「人口狀况」調查,希望能夠從調查結果有的放矢調整偏差的做法。

提高生育率是人口政策的一個目標,直接影響到勞動人口數量,間接影響到延長退休年齡,連鎖效應還有稅收以至經濟發展模式等,非同小可。中央政府有制定政策的迫切性,也有監督政策執行質量的責任,對於不想生和不敢生的,應該有不同的政策分別應對,地方政府以至基層官員的做法,也會影響大局,不能馬虎。現在中央講求高質發展,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計劃生育與基層官員的粗暴手段,是不可能做到鼓勵生育率的,濫用公權的做法,上級政府更應該及時制止,並引以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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