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社評﹕公民抗命有界線 政治迷失待走出

【明報社評】「佔中九子」案判決,9名被告各有罪名成立。2014年的佔領運動,既是公民抗命爭取民主的運動,亦是「一國兩制」實施以來最大型政治衝突,「九子」案牽涉多名「佔中」發起人,是這場群眾運動的核心案件,法庭責任是根據法律和案情判案,然而佔領運動留下的政治和社會烙印,不會因為裁決而消失。經過數年沉澱,市民知道公民抗命所為何事,惟更加看到法治的重要,以及「違法達義」的局限;香港民主之路並未因為佔領運動而拓闊,反而愈走愈艱難,亦加深了不少人的無力感。佔領運動事過4年有餘,香港社會仍處於政治迷失之中。

抗命需要合理合度

九子案裁決提界線

佔領運動持續79天,最終以清場作結。儘管事過境遷,一些鐵桿支持者和反對者談起這場運動,依然咬牙切齒。佔領運動強調群眾主導,抗拒「大台」,然而無可否認的是,部分人的角色確實較為鮮明突出。「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早於2013年初便提倡公民抗命,提出「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爭取「真普選」,被視為佔領運動的理論奠基者和發起人,亦是「九子」案的3名主要被告。至於其餘6名被告,亦因為扮演了呼籲者的角色,結果被控以煽惑他人犯公眾妨擾罪等罪名。

「九子」案觸及公民抗命、言論自由、妨擾公眾等概念,法官判辭對此均有闡述,當中一個關鍵重點,是公民抗命必須合理合度。去年終審法院就「雙學三子」案作出終極裁決,提到公民抗命必須是「和平、非暴力」,不可超越憲法保障的和平集會界線,今次裁決亦提到公民抗命必須合乎比例。判辭援引外國案例指出,抗命者與執法者之間存在一種默契,一是抗命者的行為不會構成嚴重破壞或不便,二是抗命者願意接受法律懲罰,以證明行動真誠基於信念。法庭認可公民抗命概念,量刑會考慮相關因素,惟定罪與否只會看違法元素,公民抗命並非刑事控罪辯護理由。從法治角度而言,不能說九子裁決是政治報復,又或打壓和平示威,遑論「迫害政治犯」。

辯方提到,群眾參與佔領運動,行為並非他們所能控制。不過判辭指出,無論是「佔中三子」原先構思的佔領中環,還是實際發生了的佔領運動,都是以違法方式,不合理堵塞公眾地方,當九子所號召的行動將會長時間影響到他人權利及帶來不便,其實已經超出言論和集會自由的合理界線,足以構成公眾妨擾。誠然,今次相信並非「九子」案終極裁決,估計日後上訴,控辯雙方仍會就公眾妨擾罪,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罪的定義等,展開連番爭論,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終審法院「雙學三子」案到今次「九子」案,判辭均帶出了一個信息﹕公民抗命也有界線。大眾不能隨便將裁決與「寒蟬效應」混為一談。

「違法達義」未見出路

法治原則不能毁棄

佔領運動是六七暴動以來香港最大型的政治運動,「九子」案不過是這場運動衍生出來的一宗案件,法庭可以從法律角度,處理與這場運動有關的違法行為,然而「九子」案背後所包含的政治屬性,實非法庭所能處理。「佔中三子」號召公民抗命爭取民主,最終發展成為一次與中央硬撼的政治對抗,性質與2003年50萬人遊行反對港府23條立法,存在重大分別。佔領運動最終無功而還,經此一役,香港與中央關係丕變,這邊廂港獨冒起,那邊廂中央進一步收緊對香港控制。以往香港民主運動性質較為單純,可是這幾年民主運動卻有與港獨自決思潮綑綁在一起的勢頭,香港爭取民主之路變得更為崎嶇。

過去數年,香港經歷了旺角暴亂、立法會取消議員資格的DQ風波,以及立法會補選民主派屢戰屢敗,無論傳統民主派、本土派及溫和民主派的支持者都感到相當無力,港獨面對中央大力遏制,體制內難有生存空間,惟傳統民主派又不想與激進力量劃清界線,所有問題綑綁在一起,大家都看不到爭取民主有何出路。誠然,佔領運動確令公民抗命概念在公民社會擴散,然而這幾年一連串圍繞政治抗爭的案件亦令普羅大眾看到,法治是香港絕對不能毁棄的最核心價值,不管公民抗命理想有多崇高,一旦與法治精神等其他核心價值發生矛盾,市民就要思考,該當以何者為重。

佔領運動過後,香港陷入了政治死胡同,港獨固然行不通,「違法達義」也不見得是出路。「一國兩制」是香港現實唯一出路,推動民主化最終也只能回到這個框架之下。公民抗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標,民主派和中央都需要重新思考,究竟雙方可以怎樣重新相處、重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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