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控方早前申請公眾利益豁免權（PII），隱去疑與支聯會往來的外國組織名稱和資料，開創國安案件首例。終院判辭批評，此做法令被告完全無法得到案情資料，「帶來兩個致命結果」，其一是控方在材料欠奉下無法證明控罪，做法「弄巧反拙」；其二是被告無法得知控方案情涉及的「外國代理人」元素，無法自證清白或提合理疑點，致司法不公。
隱外國組織資料 被告無法知「代理人」定義
控方大幅遮蓋涉案證據，包括警方對支聯會的調查報告，以及一份由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準備的資料，懷疑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終院表示，證據顯然提及涉案外國組織身分，以及據稱支聯會和外國組織的互動，但文件以散頁形式呈堂，往往被黑色墨水完全遮蔽，被告無從得知支聯會如何符合「外國代理人」定義。終院稱被告無法得知控方案情性質，亦無法取得資料證明清白或提疑點，均構成理由導致定罪不成立。
終院重申，控方證案須證明支聯會是實際「外國代理人」，即使控方以合理理由相信是「外國代理人」為基礎，也要提出證據讓法庭判斷。終院表示，文件中講述警方評估基礎的段落幾乎全被遮蓋，只看到墨水遮蓋的散頁，即使以合理理由相信為門檻，不能建基於未經證實的說法定罪。
終院表示，本案控罪元素包括支聯會實際上是「外國代理人」，控方將唯一有望能確立此事的證據遮蓋起來，結果令自己無法證明控罪。此外，控方做法亦剝奪被告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定罪牽涉司法不公，必然無法成立。
國安案亦要顧無罪假定辯護權利
終院提及《港區國安法》和《基本法》均有人權保障條文，危害國安案件亦要顧及無罪假定和辯護權利。終院引述案例稱，控方以PII為由拒絕披露證據，一般先考慮所涉資料是否屬於控方責任範圍，再考慮PII是否成立。現行條文下，若控方稱案件涉及國家安全或國家秘密，法庭須按《港區國安法》第47條要求特首發證明書證明是否如此，接下來考慮法庭接納PII後被告是否仍獲公平審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