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近月退休，告別在母校香港大學近28載教學生涯。張達明過去長期評論法律議題，也不時為受屈小市民親身上庭，但近兩三年幾絕迹傳媒。他接受本報專訪時說，感恩自己在香港黃金時代成長，過去一直希望推動法治教育，但觀察香港近年已進入新的環境，「愈來愈不熟悉現在法律」，只好集中精力教學。對社會近年改變，他說「覺得可惜、好sad（傷感）」。
明報記者 林勵
從沒絕望 惟今學生路更難
至於會否建議年輕一代投身法律，張達明說一向都是個人選擇，「在有限的空間內扮演什麼角色」，即使民生事務、樓上漏水，都需要有心有力的律師給好的意見。他也深信香港「好多叻學生，好多有心學生」，自己從來沒有絕望，「只是好多人之後條路，可能比我當時條路難行了很多」。
張達明畢業後加入大行孖士打，數年升至合伙人，同時加入法律改革委員會，重遇港大法律系主任。事業順利下，他說1996年「突然一個轉念」，反思是否要「日日在寫字樓朝九晚六、七」，便向法律系申請並獲聘。
張達明形容自己說話不是最動聽、英文未必講得最標準，但當時法律系沒有太多執業律師全職任教，他負責教法學專業證書（PCLL）中民事案件法律程序，「因為PCLL需要有實戰經驗的人」。
學者身分也令他陸續多了機會接觸傳媒，評論不同法律議題，大至憲制及法治，小至日常生活議題都觸及。他憶述當初傳媒邀請出席的是港台《城市論壇》，「有時傳媒很難找人，如果識回答，有時間就去下」，而在大學環境之下，令他有自由度發表評論，「不需要擔心大學怎樣想」。
對法治上心 過去樂意評論
國安法後低調 集中教學
張達明多番感慨自己是生於香港「黃金一代」，受惠香港的成功，一直珍惜和感恩，也是一直願意評論法律議題的原因，希望可令市民明白法律及法治背後，「因為法治是dear to my heart（對我好上心）」。
香港政治格局在國安法改寫，張達明選擇低調。他解釋，一來傳媒未必想報道他的評論，二來香港進入新環境，公眾關心的例如國安法律等，已超出自己能力範圍，再講「一係得罪人，一係講了（市民）已經明白、同意的話」。
「整個國安法不是common law（普通法），我熟common law，但不熟悉大陸法，我再comment（評論），我錯的機會好高……有些人更加比我熟悉大陸法制點演繹，（資深時事評論員）劉銳紹不是律師，他可能比我熟悉。」張達明如是說。雖然他自評風險不高，但也不想身邊親友擔心，便集中精力在教學，推動如臨牀法律教育課程等（見另稿）。
同學戴耀廷袁國強等
嘆2019後再無緣敘舊
選擇「登陸」不久後退休，張達明說是和太太一同決定，希望探索生活，多些時間看書、見朋友。他自言性格及信仰影響，「很多事都不是我plan（計劃）的」，機會來了便回應，「我性格是我不是所謂革命者，或者Benny（戴耀廷）這一類，我一直都不是。我是在環境容許，有這個機會出現，我便回應，serve（服務）我可以serve（服務）的。」
張的法律系同班同學包括在囚的港大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前律政司長袁國強、上訴庭法官周家明、《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等。張達明說，佔領運動後，同班同學也有出席飯局見面，但2019年反修例事件後，便知難再有類似大型聚會。同班同學各有不同際遇本是正常，「有些人飛黃騰達，有些人可能做自己想做有意義的事情，沒有想到改變的是同班同學有人坐了幾年監，不知何時可出來，過去不會預見到，會唏噓出現這樣的情况」。
嚮往過去 曾盼助大陸法治發展
早在港大法律系就讀，張達明經歷《中英聯合聲明》草簽，當時已關注香港法治前途，曾代表法律學會向時任港澳辦主任魯平表達意見。張一直希望一國兩制下，內地可學習香港法治觀念，「香港可以做一個好的example（例子），幫助大陸法治漸趨成熟」。他對現在的改變感到可惜和不開心，「我嚮往的是香港過去法治觀念，不是現在的法治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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