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拒交資料罪成「國安細則不容挑戰」警「合理相信」屬代理人足索料官：標準較低但難被批評

【明報專訊】已解散的支聯會涉拒應警方國安處要求交出資料，前副主席鄒幸彤、前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否認《港區國安法》實施細則的「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是首宗涉及實施細則的刑事審訊，經16天審訊昨於西九龍裁判法院裁決。國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認為實施細則的合憲性「不容挑戰」，裁定警方僅需「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形容此標準相對低，但亦「難以受批評」，相信警方合法並克制地行使權力向被告索取資料，而各被告「明顯毫無意圖提供資料」，裁定3人罪成。案件押後周六（11日）求情。

代表鄧岳君的大律師黃俊嘉擬申請保釋等候上訴，鄧、徐兩人暫保釋候判，鄒幸彤繼續就另案還押。

本案源於警方國安處前年8月以懷疑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為由，按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附表5向支聯會多名常委發通知書，索取支聯會的財政、活動等資料。

辯方主要爭議警方是否合法發出上述通知書，質疑警方侵害被告免於自證其罪、結社自由等人權。羅官在判辭分析，國安法訂明國安委的決定不受任何法律程序挑戰，終審法院在黎智英案亦確立法庭無權宣告國安法條文違憲，故本案的實施細則「不容挑戰」。

要求警詳列證據不實際官信專業判斷

辯方亦爭議控方須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才可合法發出通知書。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認為，相較實施細則附表1及7等要求警方「有合理理由懷疑」受查者，附表5僅列明警方須「有合理理由相信」發出通知是偵查危害國安罪行所需，要求相對寬鬆；加上調查初期所得資料一般較零散，要求警方仔細列出所有證據「不切實際」，相信「專業的調查部門必定有能力，按不同情况作判斷及部署」，終裁定警方僅需「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形容此標準相對低但亦不低，「難以受批評」。

外國代理人屬新概念需仔細調查

警方發通知書索取支聯會1989年成立以來員工、常委個人資料，包括出生日期、身分證號碼等，又索取支聯會與另外5個組織（見圖註）自2014年的活動資料、開支明細及聯繫紀錄。辯方質疑範圍過寬，被告不可能在兩周期限內交出。羅官認為，「外國代理人」在港是新概念，而單單屬外國代理人不違法，亦無登記機制，「一切是由零開始」，需仔細調查隱藏的代理人。支聯會自1989年成立，不斷圍繞六四事件舉辦活動，與不同本地或外地組織合作，當局必定需要支聯會常委、員工名單、財政報告等資料來調查，「並非漁翁撒網，而是限於某時段和性質」，相信警方「已有克制和自制」行使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