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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商人萬潤南不願認錯:殺人的不內疚,我要內疚?

【明報專訊】1989年,萬潤南是北京科技民企「四通集團」總經理。「四通」當時總部就在中關村,即現今北京科技巨擘林立的科技園。萬潤南本可能是「中國矽谷之父」——如果他沒有參與六四事件。「我當時只做兩件事︰一、勸學生回學校;二、勸人大常委否決戒嚴的命令。」萬潤南在巴黎受訪時,心裏仍有氣︰「我做錯了嗎?」最終被通緝,然而上有政策,卻是兵不由將,「抓捕我的人,不希望在他們手裏把我抓走……那時候,人性是非常同情、支持(學運)」。

生於1940年代的萬潤南,大學時期正值文革,被分發到河北工廠待了8年;文革結束,他有機會進修,到中國科學院任軟件工程師。隨着改革開放,他與數名工程師成立四通公司,專營電子,是當時北京標杆式民企,時任總經理的他形容自己前半生「隨國家政策走」。

1989年爆發學運,參與者說四通當時在物資上支援,捐出10萬人民幣,又為學生印刷傳單、刊物,萬潤南說當年受學生理念感召,至今不變。「學生要求反官倒、反貪腐,這個要求錯了嗎?你們(中共)現在反腐,不就是學生當年要求?學生當年提出公開官員財產,30年都不敢公開,那是什麼回事?」他重申自己做的,只有兩事︰一是勸學生回校,二是聯絡人大委員同意召開緊急會議,推翻總理李鵬的戒嚴令,「當時已得到57名委員簽名支持,達三分之一,可以召開會議」(見另稿)。但人大委員長萬里回國時被轉到上海,北京維持戒嚴,後來武力清場,萬潤南嘆一口氣︰「他們(中共)還是崇拜槍桿子。」

同情學運 「抓捕我的人想我走」

「六四」開槍後,萬潤南仍留在北京,形容自己「從容」,卻接到不少匿名電話勸他離開。當時因準備到香港開會,他手上有通行證和護照,6月6日,他抵達廣州,再到了深圳,生怕羅湖管制站人流、耳目眾多,6月8日,從蛇口過關,「通緝令早就到了,海關那邊大家都推,那些人不願意抓我」,順利抵港以後,翌日「所有四通的人都來不了」。事後回憶,他認為種種迹象顯示︰「抓捕我的人想我走,他們不希望我在他們手裏被抓走,那時候,人性是非常同情、支持(學運)。」

萬潤南留在港時,自忖做事溫和有理,斷不是「反革命分子」,曾想過回國歸案,但「文革十年,我們要低着頭;改革十年,好不容易抬起頭來,現在要回去,肯定又要低頭了」,因此「痛快做一回自己」,先出走美國,再獲法國政府邀請到巴黎出席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慶典,「法國人和我們說︰『一個屠殺自己年輕人的政府,是一個沒有明天的政府。』」

至今30年,即使喪母、外父離世前向當局請求再見女婿一面,萬潤南都不獲准回國,現流亡法國。「有朋友勸我認錯、內一下疚唄,就可以回去,但為什麼殺人的不內疚,我要內疚?」他認為「六四」必會被重新評價,「中國有句話︰『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30年是一個分水嶺」,「(平反)必須發生的,歷史的傷口,一定會被修補」。

特約記者 蘇靈茵 巴黎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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