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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耀明回憶營救民運人士 游說外國接收 法國先開門 黃雀得飛飛

【明報專訊】編按:1989年北京發生的「六四事件」,是中國及香港人爭取民主的烙印,30年過去,本報今天起以專題系列報道事件經過,還原事實,保存歷史。6月4日北京武力清場後,香港有人透過地下通道營救運動領袖,除規模最大的「黃雀行動」外,亦有當年學生暗地支援,本周系列將報道當時的救援工作,以及施救者與獲救者的「六四經歷」。

1989年6月4日凌晨解放軍武力清場後,北京市公安局於6月13日發出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21名「高自聯頭頭」的通緝名單,其時香港有人發起「黃雀行動」,協助民運參與者逃離中國,後來加入行動的支聯會,有份參與的包括退休牧師朱耀明,當年負責照顧流亡者,游說外國總領事館接收。朱耀明記得:「法國最先開門(接收流亡人士),僅得它一個國家面對鄧小平復出後的中國,政治壓力很大。」卻原來,「那年碰巧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法國人關注中國民運」,其時協助照顧抵法人士的漢學家白夏(Jean-Philippe Béja)說:「法國開門,是民心所向」。

明報記者 李以莊 特約記者 蘇靈茵

巴黎——香港連線報道

時值法國大革命200周年

解放軍清場後,香港有團體發起「黃雀行動」營救民運人士,支聯會後來才加入,「最初是華叔(司徒華)、李柱銘做,但後來工作太多,華叔找我幫忙頂」,朱耀明說,「他知道我是『只做不說』的人」。

6人參與互不知情

只向司徒華匯報

當時支聯會有200多個團體屬會,但參與「黃雀行動」的僅得6人,互相並不知悉對方工作,只向司徒華匯報。朱耀明在佔中案宣判前接受訪問,稱當年負責照顧到港的民運人士,記得電視上看到的學運領袖,都是英雄少年,逃亡來港後,見到的卻是「景况淒清」,「如王超華,她父親是大學教授,到了香港,只拿一個膠袋,內裏只有幾塊錢,已是一身家當」。朱耀明形容當時港英政府「睜一眼閉一眼」,接收了軍人等最敏感者,但礙於政治壓力,不敢接收民運領袖,朱耀明便要尋找其他國家協助,令他們不至成為留港難民。

聞柴玲報平安錄音

法使館:我們要她

朱耀明四出奔波,「最初美國也不敢接收」。一扇門關了,另一扇窗總會開,「法國是最早的,6月中開門,僅得它一個國家面對鄧小平復出後的中國,政治壓力很大」。通緝名單排第4的柴玲,逃亡中釋出「我是柴玲、我還活着」的錄音,全球關注,身分尤為敏感,當年在法國照顧逃亡民運人士的漢學家白夏接受訪問時說:「法國大使館二話不說:『我們要她』。」柴玲抵法後,由協助辦理居留權,記者會上負責翻譯,白夏說,「我們天天在一起」。朱耀明說,自法國開門後,工作變得順利,美國、加拿大、澳洲也願意接收,自1989至1997年,歷時近9年的「黃雀行動」,送走400多名民運人士,還有部分留港生活至今。

此後經年,除卻九七回歸前被勸說暫時離港,朱耀明鮮有和民運人士聚首,但兩年前考慮到佔中案可能入獄,朱耀明帶同紀錄片攝製隊赴海外訪問他們,說到故人,如數家珍:「封從德,30年前在法國還是吊兒郎當,一片落寞,今次見他,容光煥發,讀中醫」、「蘇曉康較可憐,太太車禍後半身不遂,要他照顧……」流亡人士偶有分歧、更曾被批評「吃民運飯」、「一事無成」,協助過他們的朱耀明不敢苟同:「他們離港前,我只叮囑他們:找份工作,好好做,做好了,才關心民運……他們無家可歸,一無所有,我們還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是沒資格批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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