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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湖大樓未建 火車軌旁查出入境

【明報專訊】根據統計處數字,改革開放之初,香港每年已有逾千萬人次經陸路出入境(見表)。1980年代初在羅湖管制站工作的前入境事務主任尹兆峰記得,其時往來關口者眾,最矚目是「擔挑黨」——把日用品大包大包運到內地的人,不乏來港住滿一年後可回內地探親的女士,她們「較時髦」,穿高跟鞋但挑「擔挑」,「腳下一失或一個轉身,擔挑打到人人喊痛」。

難忘回鄉女士穿高跟鞋挑擔挑

尹兆峰1980年考入「人民入境事務處」,初任署理高級入境事務助理員,守的是羅湖及紅磡管制站,「那時候兩個管制站屬同一部門,經常互調」。他說,改革開放之初,進入內地的大多是旅客,有不少持外國護照的外籍人士,後期才多了商人,「有經常過關面熟的,或在回港證中有多個蓋章,都是往來經商的」。他說其時港方有政治部人員審查過境旅客,「我們自己也有『簿仔』要『對人名』」,故耗時檢查,櫃位前往往排滿人龍,「1982年前尚未有臨時大樓(出入境管制站大樓),都在火車路軌旁檢查」。

方言聽不明 逐個入境客找幫手

其後,愈來愈多人持單程證來港,羅湖口岸是唯一替他們辦理手續的地方。尹兆峰最記得辦公室除擠滿入境的人外,更充斥梅菜、鹹魚等異味,還有操各種方言的旅客,往往「雞同鴨講」,但要找翻譯又往哪裏找?「都是問其他入境客『識唔識潮州話?幫幫手。但潮州話又分好多種,要逐個客問。」他說總的印象是:「中國客好單純,常常盯着電視機,把我們當做官,好尊重。」不過也有例外的,例如不被允許入境但又拒絕離開者,入境處人員迫不得已,便用「懵仔氈」(披上後不能動彈)押回去,「他們一見公安便好乖,立刻聽話,只是對我們才發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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