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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重塑外交同盟兩大誤區 忽略真實矛盾盟友不滿 誇大前朝損害

【明報專訊】特朗普政府處理外交的最大爭議是跟多個美國傳統盟友鬧僵,被批評損害美國在國際社會的領導地位,其中美國前駐港總領事包潤石向本報稱,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反而造成「美國孤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也持類似觀點,因此以重塑同盟作為其外交方略重點,問題是這點知易行難,一來美國與盟友確實存在涉及國家利益的矛盾,二來美國輿論或有誇大特朗普對美國同盟關係的損害,忽略盟友內部的真實聲音。

拜登在今年3/4月號《外交事務》期刊撰文,初步勾勒外交方略,可見其三大重點皆與盟友息息相關(表)。其競選團隊高級政策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8月底接受大西洋理事會訪問時進一步闡述,指拜登與特朗普其一最大差異在於對美國盟友的看法,批評特朗普「視盟友如債務多於資產」,指拜登「相信美國跟志同道合的民主盟友合作達成共同目標時會更為強大」。

包潤石:「美國優先」製「美國孤軍」

這套論述可謂美國外交建制精英的主流觀點。曾官至助理國務卿的包潤石(Richard Boucher)上月接受本報電郵專訪,他批評特朗普政府發起貿易戰、對盟友諸多要求,以及退出伊朗核協議和《巴黎協定》等,令美國疏遠了大部分傳統盟友,亦令對方不確定美國的意圖,「『美國優先』最終製造了『美國孤軍』(America Alone)」。他形容同盟基本地反映美國在世界的利益和權力,指二戰後世界秩序是「由圍繞美國創立的同盟體系所建立」,藉此維持和平、推動經濟繁榮和應對全球威脅。

在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漸成美國政圈共識之際,拜登頭號外交幕僚布林肯(Tony Blinken)此前接受彭博電視訪問時,質疑特朗普粗魯對待傳統盟友,增加華府應對中國的難度。他說:「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特朗普將我們(美國)置於的『戰略赤字』——特朗普藉着削弱同盟、放棄美國的人權價值觀和貶低美國民主制度,變相幫助中國推進其關鍵戰略目標。」包潤石同意美國對華策略須重視跟同盟合作,例如同盟有助鞏固美國制訂規則的領導地位,那些規則不但是華府必須遵守,「也包括新興大國如中國」。

特朗普政府任內也有致力為跟印度、日本和澳洲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提升地位,來配合印太戰略概念,並拉攏阿拉伯國家跟以色列建交等。

包潤石承認有少數例外情况,但提醒那都「很大程度上基於特朗普與外國領袖的私人關係,而非對美國在全球外交領導地位之承諾」,因此反令世界大部分地方難明美國政策,擔心華府非可靠伙伴。

奧巴馬對京軟弱 拜登難取信亞洲

然而,拜登欲在入主白宮後重振美國同盟並非易事,一來特朗普政府對部分盟友的指摘非完全無的放矢(德國是其一例子,詳見另稿),二來外界或高估了特朗普對美國外交或同盟關係的損害,又或低估了部分盟友對(拜登曾任副總統的)奧巴馬政府之不滿。

新加坡國立大學學者克拉布特里(James Crabtree)上月在《外交政策》撰文警告稱,其觀點雖或令美國政圈頗感驚訝,但亞洲盟友實際上「對拜登或勝選悄感焦慮」,尤其包括日本和印度等重要伙伴。他形容美國內部對特朗普的批評未必適用於亞洲,區內許多官員對特朗普及其強硬對華政策日益感到相對安心,拜登上台的可能性反令他們回想起奧巴馬任內對北京「漫無目的和軟弱」的態度——即使這種記憶未必準確,仍為拜登在亞洲帶來「信用難題」。

大西洋理事會執行總編輯弗里德曼(Uri Friedman)今年2月也在《大西洋》專欄提醒,儘管美國的同盟在特朗普任內確面臨比以往數十年多的考驗,「但事實是同盟迄今未被擊垮,個別同盟在特朗普時代還變得更強大」。

美國盟友乏選擇 華府迴旋空間大

弗里德曼直言,特朗普任內揭示美國同盟的兩大現實:首先是冷戰結束已久,美國卻事至如今才認真討論其世界角色及國家安全利益,「美國盟友逐漸理解這點,正審視其對它們的意義」;其次,這些伙伴不得不承認在國家利益面前別無美國以外的他選——畢竟它們不會想跟專制大國如中國或俄羅斯合作,也無法把自身安全交託予軍力疲弱的歐盟,「這意味着(美國)有更多迴旋餘地去處理軍費負擔攤分等敏感議題,以及這些同盟關係有比歷任美國總統所認為的更具適應力特質」。

【外交篇.系列二之二】

明報記者 周宏量 甄梓鈴

(2020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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