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幻燈片小小的白色長方框，框住了香港大學矯形及創傷外科學系名譽教授周肇平1989年在屯門越南難民營參與無國界醫生服務的瞬間，同年其「徒弟」無國界醫生（香港）董事會副主席李威儀剛好從港大醫學系畢業。這兩師徒同是骨科醫生，也好運動，不約而同走上人道救援這條路，他們說這種默契大概出於他們骨子裏的人道精神吧。
現實中的戰地醫生
在Netflix的韓國劇集《外傷重症中心》中，外傷外科醫生白江赫（朱智勛飾）在直升機和救護車上直接進行開腦手術，看得觀眾目瞪口呆。李威儀笑言那情節確是誇張失實了，現實中不可能這樣做，而且救援人員也不會佩槍。他解釋，無國界醫生奉行只專注提供緊急醫療援助的原則，包括手術、心理支援和分發物資等，不會使用武器並參與武裝衝突。
不過在戰地救援難免遇槍戰，譬如極端伊斯蘭組織「博科聖地」在西非尼日利亞東北部多次發動襲擊，致許多人流徙至南部河流州（Rivers State）首府哈科特港（Port Harcourt）。該國的尼日河三角洲盛產石油，而哈科特港位於中心地帶，當地武裝派系為爭奪權力和天然資源控制權，不時爆發流血衝突。周肇平憶述他2006年赴哈科特港救援，流徙難民來自不同種族，當中不乏黑社會分子，不時發生打鬥，「每日都有槍戰，路上又多交通意外，許多人受傷要去醫院」。
周肇平聽着醫院外「砰砰砰」子彈橫飛，雙方人員經過激戰，去到醫院卻乖乖配合救援人員，不敢出聲，「因為他們開槍（駁火）的話，就要行出去（不能接受治療）」。有時儀器不足，施救要「將就」，周甚是沮喪。戰亂地方的環境衛生大多不理想，李威儀說就算骨折也未必考慮做要置入鋼片和鋼釘的內固定手術，「怕會發炎」。所以周肇平當時在哈科特港做的是外固定手術，即把連接金屬支架（外固定器）的鋼釘穿過皮膚以固定骨骼，「本以為將它（骨）兩邊合好，用一兩個支架就可以了，豈料那醫院只能照一張X光片」。照完X光片判斷骨折斷裂的程度和位置後，無法再照X光片確認骨外固定器的安裝位置和對骨折的穩定效果，只用一個固定器未能將骨折部位恢復到正確位置，「我們（最後）好像用了10幾、20個架（固定器）」。在資源匱乏的情况下，科技不是萬能，醫生只能腦筋急轉彎。
出境遇軍官索金錢藥物 討價還價
周說他在哈科特港經歷不少奇事，例如當地人時會綁架外國人，有次他聽見有黑社會分子說要「標參（綁架）」中國籍醫生，並當場請示上頭綁架指令，幸虧最後虛驚一場。周肇平說即使真被綁架勒索，他也絲毫不懼，「我不怕，我教書也沒多少錢（薪水）」。
周肇平又記得他要經多重關卡才能出境，「第一重（關卡）我說去探病，他（邊防軍官）要我付錢，過到最後一重我說沒錢了，他向我索取瘧疾藥物。我說我只能給他一半（數量），因我接下來幾天也要服用，他便讓我過關了」。
反思救援意義 難忘一張張笑臉
做完人道救援，然後呢？周肇平有時不禁反思，尼日利亞政府貪污腐敗，「（我做這些）有什麼用啊？做完之後，又再打仗，那該如何呢？」但周每每看到照片上他救助過的笑臉，嘴角也會揚起一絲淺笑，這大概是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意義吧。他後來想通了，說是除了治療，以微小動作「拍一下肩、牽一下手」表達安慰，能觸動受助者內心，「將來他們（受助者）也會想着要回饋社會」，多少能造福世界。周肇平說他讀過基督教學校，雖然他對基督教只「信一點」，但他深受其價值觀影響——「非以役人，乃役於人」，服務他人，而非受人服侍。周肇平的價值觀啟發了李威儀參與人道救援。李威儀在學時，曾任港大學生會醫學會成員，周肇平為其學會名譽顧問，「雖然他教書時很嚴肅，但他私下很關心社會，也是個風趣幽默的人」。
1994年，李威儀從伊利沙伯醫院臨牀輪換到瑪麗醫院骨科，加入了周肇平的團隊。周介紹他到國際內固定研究學會（AO Trauma），他從中習得骨折處理手法，並參與學會的Socio-Economic Committee（社會經濟委員會）到非洲和亞洲落後地區服務，「做了幾年後想做一些更長時間的服務，後來見周教授2006年去了尼日利亞（人道救援），發現可以試試向醫管局申請長一點的假期（到海外救援）」。於是李威儀2006年申請加入無國界醫生。
一年後李威儀代表無國界醫生到伊拉克，為當地傷者提供急救醫療和外科手術。他到埗頭兩天發生炸彈大爆炸，有一家三口送院，「4歲的小孩炸到重傷，父母罹難，他成為孤兒」。李在那裏救援3個月，幫那小孩做了10多次清創和重建手術，小孩在李離開伊拉克時終能重新走路，並告訴李「長大後要做駕駛救護車的司機」。
2012年李威儀重返伊拉克時，發現那名孩子雖未長大成人，但已努力朝救護車司機這目標前進。救護車司機很重要，他們掌握傷者能否及時送院治理的生死大事。李威儀說伊拉克恐怖分子習慣先放置小炸彈吸引民眾注意，「多人走過去後便引爆大炸彈」，連救護車有時也是攻擊目標，這導致當地沒人敢駕救護車，李威儀稱「這些（救護）服務都崩潰了」。因此當李聽那孩子立志做救護車司機時，他深受感動。
醫療設施屢成施襲目標
話說李威儀跟隨的無國界醫生團隊為2003年後首個由非政府組織派往伊拉克救援的外籍團隊。這不得不提2003年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發生的自殺炸彈襲擊，當時國際紅十字會總部被炸，「所有非政府組織（人道救援組織）都撤走」。
《日內瓦公約》明令禁止以戰區工作的救援人員為襲擊目標，《國際人道法》則禁止攻擊民用設施（如民居、醫療、宗教場所及發電站和供水站等民用必需設施），但若這些場所被某一方佔作軍事用途，這項保護便失效；《國際人道法》亦明文規定不能以斷水、電、糧和醫療照顧作為戰爭手段。不幸地，近年爆發的大規模戰爭中，涉戰國家違反國際人道法——俄羅斯轟炸烏克蘭的醫院等基礎設施，以色列則攻擊了加沙當地醫院等。李威儀說醫療設施成戰爭施襲目標，對國際人道救援造成莫大挑戰。
戰爭是人禍，天災則源於自然，天災應沒戰爭那般可恨吧？不，天災也能非自然。以學術層面來說，李威儀稱天災或自然災害這些概念已過時，他說大部分自然災害如風災，涉及人為因素，譬如人類活動造成氣候暖化，使海水溫度升高，為颱風提供更多能量並增強，也帶來更大的降雨量，「所以現時學術上我們不說natural disaster，而是sudden-onset disaster，即突發大型災難」。
人力物力不足 執刀麻醉一腳踢
假如是地震這類突發大型災難，建築物倒塌會壓傷民眾，李威儀說這種傷勢通常不是開放性骨折，即傷口與骨折無關，斷骨沒外露，但會造成「擠壓症候群」。肌肉長時間受擠壓，肌肉組織缺血壞死，毒素亦積聚其中，當壓力解除後，血液流動恢復暢順，毒素便進入循環系統，可引發急性腎衰竭。
因此一般應對地震災情，初期派出救援的醫療團隊中會有腎科和骨科等專科醫生，不過就算是專科醫生，也需要全面發展。李威儀舉例說，地理偏遠的南蘇丹缺人力物力，到當地救援「一個醫生要由頭到腳的手術都要識，連麻醉都要自己做」，他續說沒有麻醉科醫生的情况下，他們會為傷者靜脈注射氯胺酮做全身麻醉，然後才進行手術，其間需謹慎控制麻醉藥量。
反觀戰亂中具殺傷力武器造成的傷勢，李威儀說大部分屬開放性骨折，傷口受外來細菌感染，須重複做清創手術。李指這些創傷要比天災的更複雜，例如軍用的高速子彈，「子彈進入體內才穿出來，會產生cavitation effect（空腔效應），那些震波會破開不同組織」，其傷勢極難處理。
若是炸彈的話，炸彈的設計除了炸藥，還會混入金屬等雜質，爆炸時以高能量將外物射入傷者體內，李說要進行多次手術處理。他續說，香港警察用相對低速的子彈，威力遠較戰爭軍用的低，又稱本地一年內要處理的槍傷不超過5宗，在本地甚少機會接觸槍傷，醫生到海外救援也算很好的學習機會。訪問當日，他身旁的骨腫瘤及保肢手術科醫生游正軒緊隨師傅李威儀的步伐，參與無國界醫生前線救援。
盼人們勿失人道精神
在人道救援中，醫生只是團隊一員，周肇平說他從中學會謙卑，「我要配合我的領導，領導很多時不是醫生，我們不像在香港般可以指揮別人（醫療團隊）」。他說醫生救死扶傷只是災情早期支援，及後會陸續出現環境衛生問題，並爆發傳染病，「醫生的角色又會再低一點（相對沒那麼重要），有時大家肚瀉要醫，但有（潔淨的）供應水源更重要」。他說團隊成員在不同階段各有角色，「不能以為自己是主角，要學會配合別人」。
說到這裏，李威儀便想起2010年海地大地震，他與周肇平先後赴當地救援，當時約100個國家都派出救援隊，但沒人從中協調，「有些準備充足的沒能抵達（災區）；有些抵達（災區）卻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有些則帶了高科技儀器，卻在這資源不充足的地方用不上」。此後世界衛生組織便召開會議討論日後如何協調各地救援隊應對重大災難。
國際救援協作變得有條理了，資訊卻很混亂。李威儀說時下資訊流通，一宗宗戰禍災難新聞很快被其他事情蓋過，變成舊聞，「譬如今日我看到俄烏戰爭，過兩日巴勒斯坦戰况更震撼」。他擔憂人們看得多這些新聞會麻木，失去同理心。但對於生死，醫生永遠不會麻木，周肇平年屆八十，他說他體力早大不如前，不能再遠赴外地救援，「突然間生死對住我（我要直面生死）」。周回顧過去人道救援工作，說：「如果沒有做， 我人生可能會有一點遺憾，做了我才覺得（人生）各方面都比較完整。」他希望人們勿喪失人道精神，對身邊人多點關懷，「不要你殺我，我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