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工業傷亡權益會（工權會）自1981年成立，換轉成人類，就是一個40餘歲的中年人，但它沒有中年危機，清晰為着工權奔波。現任主席劉千石在1970、80年代便活躍於工運，前總幹事陳錦康自1980年代中投身參與，現任總幹事蕭倩文後來接棒。這些年來，爭取工權形式有變亦有不變——似一場不休不止的接力賽，一代人交棒一代人，不離場，跑下去。
馬上趕赴現場 支援工人、家屬
走上社區中心1樓，工權會辦公室還未亮燈。蕭倩文着記者到4樓工權會另一地方，打開房門，劉千石已在等候。
自2008年卸下立法會議員一職，劉千石少見於媒體，但他曾自嘲當年見報率高過港督，1970、80年代只要香港發生勞資糾紛、工業意外，他跟伙伴便馬上趕到現場——這個習慣從他們那一代，到前總幹事陳錦康，當下蕭倩文亦如是。
兩人懷着使命必達之心，但他們不諱言，當初主要是為了有一份工作。1960年代，劉千石從廣州來到香港，輾轉做過冷氣技工、紗廠工人、毛織廠工人等藍領工作，「頭7、8年工作好顛沛流離」，1971年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他接觸到其他工人，才發現從前自身遭遇十分普遍，工廠倒閉走數不出糧，解僱工人又不補償。
工委會因缺乏資金，翌年才能聘請他，他就當了半年義工，處理雜務和勞資糾紛。當他以工委會出版的《工人周報》記者身分抵達現場，「其實那時候我一點都不懂怎樣做，都是摸着石頭過河。但是我發覺，當你去了那些工廠欠薪、倒閉（現場）的時候，跟他（工人）站在一起，他就已經覺得有人支持他」。
陳年往事觸動了蕭倩文的工權神經：「最後有沒有補回半年糧給你？」「無無無。」「那真的是義工來的。」
2009年她在工權會上班前，前總幹事陳錦康也邀請她先來當義工，「我們就傻傻更更來做，無所謂的」。第一天上班是年初四，此前數日（年廿八）落馬洲發生交通意外，5名紮鐵工人坐在的士，連同的士司機被醉酒駕駛的貨車司機撞死，她第一天工作就是不停接聽捐款給家屬的電話。
「其實在工權會做4、5年，仍然有很多東西要學。這裏很有趣，什麼都要做，我們不是工廠的一顆螺絲。」蕭倩文說。工權會的工作比從前多樣，協助工傷者及家屬以外，也舉辦活動推廣職安，組織小組活動給工友、家屬，「就業服務也做了」。
儘管工作種類增多，馬上趕到工業意外現場的做法不變。她最深刻一次，夜晚趕到廣華醫院，意外傷者的妻子身懷六甲，帶着6歲的孩子等候消息。傷者妻子原本以為丈夫只是跌斷手腳，最終護士竟告知她的丈夫身亡。
「當她知道之後，第一個反應就是嘔了。這件事給我最大的啟示就是我們不能停下來，不能偷懶、不做，有些家屬真的孤身一人的時候，我們出現是很重要。那個家屬令我很深刻，不斷提醒自己，有這樣的情况就要去找他們，要陪他們，跟他們一起。」
長期陪伴、賦權
支援工傷者和家屬不止一瞬間，反而是一段長遠走下去的關係。劉千石跟一名斷手的工友自1970年代相識，工友甚至當過工權會副主席，兩人至今還互相關心。近年劉千石參與更多工傷者家屬之間的聚會，其中關係親密的是2022年安達臣道天秤事故的許家。
那場事故奪去電工許文明、工程師徐學培和工程師助理潘浩鈺的性命，爾後患癌的許太蔣惠需要獨力照顧兩名女兒。劉千石陪同她會見腫瘤科專家，又到醫院探望她，後來蔣惠提議將兩個小孩給他，並將一部分收來的捐款分給工權會。
「我兩樣都沒有答應她，但又沒有拒絕她。有一件事我清楚，她提出來是對我有期望，希望我可以看着她的小孩成長。雖然我沒有說我要接收她們，因為我年紀大，還有她（蔣惠）在病牀上，我不想她覺得好像臨終做一個囑託。但是這些東西，我是會願意去做。這個承擔，當然不只我，可能阿Fay（蕭倩文），可能我其他同事。」
蔣惠離世後，蕭倩文陪同家屬到蔣惠故鄉廣西柳州安葬。蕭倩文也提到，工友和家屬無關工傷的事都會找他們幫忙和給予意見，她和同事放假時，亦跟家屬外出遊玩，如行山、看電影，打成一片。劉千石結合自身興趣，讓工傷家庭孩子穿上戲服參與兒童粵劇，蕭倩文也帶過女兒去看。
工傷者和工傷者家屬需要陪伴，同時也需要賦權，「曾經受傷」是他們儲備的獨有能力。劉千石憶述，早年他安慰工傷者家屬，家屬第一句說話就潑他一盆冷水：畀番個老公我。他發覺，改由工傷者家屬前去安慰，獲得反應大為不同，更容易跟家屬向前走。與此同時，若由工傷者和工傷者家屬去要求政府改善工業安全，「那些工傷者的力量是比我們大」。
許太蔣惠生前不時接受媒體訪問，分享對工業意外的看法、劫後的家庭狀况；近來徐學培父親徐少智接棒，於媒體露相，向大眾推廣職安。蕭倩文表示，家屬願不願意走出來，視乎個人性格，而且內心足夠強大，才能不斷講述自身傷痛。曾有家屬頭一兩年不斷受訪分享，但後來漸漸淡出，希望步入新階段，「我很理解他們的心態，我覺得可遇不可求」。劉千石也道出媒體的本質，需要新的事件、故事才有新聞價值。
「唯有我們工權會繼續發聲，遇到家屬能夠出聲就一起。但是如果沒有的，都不會改變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的做法。」蕭倩文說。
爭取工權 方法非一成不變
可是工作不變，社會環境已天翻地覆。香港勞工團體減少，如劉千石有份創立的香港職工會聯盟於2021年解散。自1996年，工權會每年遊行或示威，爭取將4月28日定為工殤紀念日，並在市區當眼處豎立工殤紀念碑。疫情期間一度中止，前年恢復，惟近3年只在政總門外請願。置身當下，爭取工權更困難嗎？
回望1970、1980年代的狀况，工業意外頻生。1979年灣仔合和中心兩名地盤工人，因腳踏鐵架鬆脫，從高處墮下身亡，僱主卻拒絕支付殮葬費。談判無果之下，劉千石跟家屬將遺體、棺材帶到合和中心地盤公祭，電視台亦到場採訪，引起社會迴響，成功給予僱主壓力。1980 年，他和工委會認為勞工團體、工會各自努力並不足夠，於是組織大遊行，無分政治背景，「總之一個目標就是改善工業安全」，促使《勞工賠償條例》改為《僱員補償條例》，保障各行各業勞工。香港爭取工權歷史上，勞工運動形式曾奏效，惟劉千石直言：「方法不是一成不變，我看因應在哪種狀况。」
蕭倩文過去十多年都參與遊行爭取428工殤紀念日，她無奈道，遊行了這麼多年都沒成功，將來可能不是透過遊行，而是可能要用其他方法例如游說、傳播多些感人的故事，但形式其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官方能不能夠去聽，或者它聽不聽。目前官方定4月28日為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而非工殤紀念日。
工權會近年努力與社會大眾溝通，讓大眾認識工傷者、家屬的故事和處境。今年初出版書籍《九千鴻毛：香港工殤運動紀要》；幹事不時在社交媒體撰寫手記，分享感受；目前還舉辦「載傷．言殤」職安教育相片展，其中兩幅相片出自蕭倩文——「我們的職業病，平時在街上看到什麼安全不安全，有趣的，就會拍下來。」
劉千石續補充：「她好勁㗎，如果她看到在做搭棚，什麼都好，或者只是做裝修，她見不妥當就走過去嘈人。」「我不是嘈，我是關心他：『師傅，很危險啊，叫你老闆給你安全一點的梯子，你才上去，或者叫你戴安全帶。』」
蕭倩文試過周日跟家人逛商場，看到開工師傅工作地方不安全，就走過去問他有沒有梯台，「然後那個師傅就說：『咦，你今日也要上班嗎？』他以為我上班就巡，我說就是上不上班都要這樣做的，見到就多口說一句」。師從母親多年，她的女兒已懂得看出職安漏洞，她便鼓勵女兒去提醒師傅，但女兒還是不敢，只嚷媽媽去辦。
堅持安全教育 相信未來有改變
連一個小女孩也懂得的道理，劉千石卻形容工業安全存在「僥倖的文化」。蕭倩文坦言，工友有時身不由己，受制於個別公司的文化和制度，以致需要調整個人安全的做法。工權會繼續倡議改善法例法規，如設計安全，既鼓勵僱主給予足夠安全工作的資源，又鼓勵工友主動發聲；另邊廂，「即使我們解決不了目前的十年八年，我覺得當我們的安全教育繼續做，到二三十年都會有改變的」。
「正如我剛才說的，看到危險的事提一提師傅，其實可能已經救回一條命了。」蕭倩文續說。
劉千石坦言，現在是工權會歷來最多市民認識和認同的時候，譬如安達臣道天秤事故後為許家籌款，市民一呼百應，籌款兩日後許太便提出停收款項，「以前籌一二萬也很難」。蕭倩文觀察到，因安達臣道天秤事故和紅館墜屏事故先後發生，政府處理手法亦較以往嚴厲。
安達臣道天秤事故的涉事公司和有關人士合共被控76宗罪，承建商獲授權人士（即時任項目經理）更被控3項誤殺。蕭倩文說：「經過那件事（安達臣道天秤事故），我看到之後一些嚴重的意外發生，都有重案組『落水』，都是有告誤殺的，那個頻密程度或者是比以往多了，是樂見的。」但她回看近兩年法庭判罰個案，認為判罰款項仍欠缺阻嚇作用。
2022年這場事故，其承建商精進建築的註冊於2023年4月屆滿，其續牌至今未有定案。去年3月，蕭倩文以工權會名義去信特首，陳述精進建築如何協助家屬善後，以及後來如何做安全教育，此舉引來界內質疑，她在過去的訪問中否認該信是求情信。「如果發生一些意外，執了一間公司，就能夠減少意外，這個當然最好。但是不是執了就解決整個問題？」重申就算最後續牌，他們仍會發揮持續監察的角色。
工傷者家屬記得她是當年與哀哭者同哭的「𡃁妹」，「𡃁妹」後來也組建家庭，當了母親。她在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掙扎，甚至已向前總幹事陳錦康開口請辭——但他在2019年5月5日病逝，變相她突然接手，「因為我想崗位不同了，身位不同了，工權會這個工作已經成為很重要的一件事，令到我就算有家庭，家庭也有些讓位，就先放工作優先」。
當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了，她會否在這個崗位做到退休？她縱聲大笑，說靠上帝帶領，自己也不是規劃長遠的人，「我們見到很多生死，就覺得很多事都不是我們掌握之中，所以珍惜當下，那一刻要做什麼就做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