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城市與狗》完稿於1961年，到兩年後才得以出版，那時略薩不足30歲，剛出道不久。近日略薩以89歲高齡辭世，在距離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2010年）至今的十多年裏，他仍持續地創作長篇小說，平均3年就有一部問世，前後已有5部。累積下來，他畢生創作的長篇小說已達20部，另有大量短篇集、劇作和非虛構文學，說一句「著作等身」已非誇張之詞。
「拉美式現實」魔力
略薩常被論者標籤為拉美文學爆炸時代的代表人物，跟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等人齊名。然而略薩的文學魔力，主要不是在於人們所想像的那種「拉美式魔幻」，而是在於他對「拉美式現實」的揭露：略薩的小說呈現20世紀中後葉的拉美社會現實，作品橫跨虛構與非虛構體裁，包括小說、報道、政論與文化評論，兼備高度的批判性和公共性。當年諾獎對他的評語：「因其對權力結構的銳利描繪，以及對個人抵抗、反叛與失敗的銳利形塑。」（“for his cartography of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his trenchant images of the individual's resistance, revolt, and defeat.”）精準地道出他以小說為利刀，切割出社會權力結構的形貌。但這種看似混合了左翼和自由派的精神面貌，對文學讀者來說則更體現於其繁密而出類拔萃的敘事形式和語言策略。不過，略薩晚近的作品，尤其他的幾部「後諾獎著作」，卻被不少論者批評為轉向保守：讓不少人覺得愈趨保守——無論在形式還是主題，都不再那麼銳利，甚至予人公式化之感。
不必嚴格遵循薩伊德（Edward Said）對「晚期風格」（late style）的解讀，我們仍可清楚看到略薩自有其獨特的「晚期風格」：不再以敘事和語言實驗去揭示現實，也不再幽微蜿蜒地經營人物的精神心理，而是直接、坦率地表現一個文學老人對公共倫理的看法。內地出版界已分別譯出略薩晚期的4部小說：《凱爾特人之夢》（El sueño del celta, 2010）、《卑微的英雄》（El héroe discreto, 2013）、《五個街角》（Cinco esquinas, 2016）和《艱辛時刻》（Tiempos Recios, 2019），只剩下最晚近的小說《獻給你，我最後的沉默》（Le dedico mi silencio, 2023）有待出版中譯本。通讀這幾部小說，一個晚年略薩的文學形象也呼之欲出：火氣不輸當年勇猛，卻在文學深度探索上，似又再不能滿足讀者對拉美文學魔性的欲求。
晚期作品被指過於「說教」
於是，略薩的文學生涯似乎被強行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自1960年代起，以結構繁雜、語言敘事實驗與創新的漫長「盛期」，二是自2010年獲得諾獎之後，風格轉向高度寫實和政治倫理主導的「晚期」。
拉美文學的「爆炸」，不僅是優秀作品數目上的爆炸，也是形式與風格的爆炸。從《城市與狗》（1963）的迷宮式意識流、《綠房子》（1966）的非線性多重敘事、《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1973）融合多種文本形式，到《世界末日之戰》（1981）虛構與歷史平行並列，無不挑戰着讀者的文學閱讀能力，同時又是以文學形式駕馭小說情節、乃至背後所指涉之社會現實的教材式示範。然而，略薩的幾部「後諾獎」作品，明顯在風格上趨向簡化與穩定，常直接採用線性敘事和清晰的時間進程，人物亦多被置於單一的內在衝突與道德對立之中。我們姑且稱之為一種「倫理轉向」。
例如，《卑微的英雄》即為其中典型。小說主線之一講述小商人菲利西托．亞納凱（Felicito Yanaqué）遭黑幫勒索，卻堅持不妥協。此番描述，顯示略薩正由對批判體制暴力的抽象辯證，轉向直接探討個體如何在腐敗社會中堅守道德。又例如，《五個街角》以1990年代秘魯總統藤森政權末期為背景，講述色情媒體、監控機制與國家暴力如何共同建構一個現代監控社會。小說不再依賴語言實驗以拼貼社會現實權力結構，而是透過傳統的對話、情節與環境描寫，直白地揭示極權與媒體的共謀現實。
略薩晚期小說的古典現實主義風格非常明顯。《凱爾特人之夢》與《艱辛時刻》兩部作品皆取材自真實歷史，當中行文幾乎達到紀實文學所要求的綿密細節考據。《凱爾特人之夢》以著名人權鬥士、愛爾蘭外交官羅傑‧凱斯曼（Roger Casement）的真實故事為藍本，他曾撰寫調查報告，揭發比利時與秘魯巨賈如何奴役非洲和拉美殖民地上的橡膠工人，而略薩的小說正是大量參考了凱斯曼筆下描述來創作。而《艱辛時刻》則以近乎紀實的筆法，描寫1954年美國中情局如何策動推翻危地馬拉民選總統阿本斯（Jacobo Árbenz）的政治陰謀，並揭露美國政府中杜魯門主義和麥卡錫主義怎樣製造反共輿論，進一步在政治上控制拉美世界。
他這種回歸古典現實主義的做法，招致不少批評。他們認為，晚期略薩的文學立場過於黑白分明，讓小說中的意象和詮釋空間大幅收窄，文本張力被削弱。例如，跟《綠房子》中的神父、妓女、走私商等社會邊緣角色所承載的象徵意義相比，《卑微的英雄》與《五個街角》的角色更像是某種「社會典型」，無法展現人性、社會現實與敘事語言之間的複雜張力。而晚期略薩堅守自由派價值，則提供了一個高度道德化的倫理框架。直白地說，論者正是認為晚期略薩過於「說教」，失去昔日對文學與現實之間張力的有效經營。
可以比較略薩早年另一部著名的歷史小說：《世界末日之戰》。此作以19世紀末巴西康督布雷教派（Los canudos）領袖康塞里歐（el Consejero）的叛亂歷史為主軸，但小說最令人驚艷的，是其碎裂敘事結構所誘發的語言政治性。小說中的敘事角度不斷產生錯置、人物多重命名、歷史事件被反覆重述和扭曲，造成一種對歷史真實的不信任。但像在《凱爾特人之夢》裏，歷史人物凱斯曼的日記、報告，以至其他歷史文件，都在小說中被用作逼近歷史真相的倫理工具；而《艱辛時刻》更是儼如紀實文學一樣，力圖「還原」在阿本斯總統被推翻的這一歷史時空裏，不同角色所面對的倫理難題。
如此轉向，正是略薩對文學倫理的一場晚期抉擇。他不再將「以文學書寫歷史」視作形式遊戲，也不再以文學語言的破壞力挑戰歷史敘事的正統性。他選擇將歷史視為一場持續進行的倫理討論，書寫文學或歷史，不是要質疑文學或歷史真實性，而是要借歷史反映當下現實。這種簡言之即是「以古鑑今」的文學作派，令不少論者大感不滿。可對晚年的略薩來說，這才更貼近他的文學心境，尤其是當我們回溯略薩怎樣由一名小說家轉型為一名公共人和政治人的經歷，方能對他的「晚期風格」作出另一重解讀。
政治立場曖昧
1990年，略薩競選秘魯總統失敗，雖然退出政壇，卻未有退出公共場域。他成了一名極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其政治立場也由早期的自由主義，發展成一種反全球威權的政治道德立場，而這亦恰恰是其晚期小說的倫理框架。像《五個街角》批判媒體監控與色情文化侵蝕自由公共領域，並不是秘魯藤森總統治下的特有現象，而是當代全球化環境中的普遍狀况。而我們亦不難在小說中找到跟近年全球右翼民粹主義風潮產生共鳴的情節：小說描述藤森政府操控媒體，大量製作假新聞、陰謀論和民粹言論，以分散公眾對體制腐敗的注意力。至於《艱辛時刻》則重構危地馬拉政變歷史，關鍵不在於譴責美國的新自由主義政治，而是要探討：脆弱的民主制度正是在自身的合法程序下被顛覆。這又是對當代右翼民粹的虛擬質詢。
不過，饒為弔詭的是，略薩在小說中呈現堅定的自由派立場，但若置放在不同政治語境裏，他的政治立場又會變得甚為曖昧。例如，他堅定擁護自由主義，對極權體制及左翼民粹政權如卡斯特羅與查維斯主義多番抨擊，但相對而言，對於當代右翼民粹勢力則較少提出明確譴責，例如他曾公開支持西班牙的「人民黨」（Partido Popular）與現任阿根廷總統米萊伊（Javier Milei），這種選擇性立場常被視為「批左不批右」。
另外，面對當代左翼身分認同政治的濫觴，略薩也就更鮮少觸及，像原住民、社會基層、性別和酷兒政治等。一方面，略薩試圖借助小說創作，對當代政治作更深度的介入，但另一方面卻又暴露了他對某些當代政治議題的沉默態度，如對當代右翼民粹的忽視，或只抱持着中產男性的立場，對左翼階級議題和性別政治視而不見等。在一些論者看來，略薩小說中的政治道德立場是有着選擇性和排他性的。
與當代文學潮流脫節
文學界一直流傳着「諾貝爾文學獎詛咒」的說法，說一位作家得獎之後，就再難寫出超越前作的作品。這個說法假設了文學評價只有單一標準，作家獲獎前的作品，在單一標準下屬於「高」水平，獲獎後作品水平則較前作「低」，那就是這個「詛咒」的意思。對此，更具體的解讀可能是，作家得獎後更容易形成其「晚期風格」，由於已獲文壇的絕對肯定，作家若沒有受盛名所累，而產生「無法超越前作」的焦慮的話，便可能會反過來，愈漸忽視文壇和市場的期待，隨心所欲地書寫自己所真正關心的主題。
對於略薩的「晚期風格」，一些論者認為其在語言實驗上明顯倒退。然而這很可能說明了，他不再需要刻意經營文學風格，以證明自己的實力。他只需專注於自己真正關心的主題，即對公共介入的自覺與對歷史真相的責任感，而早期的多重繁雜敘事實驗，卻反而妨礙着這些主題的清晰表達。這一點，從《凱爾特人之夢》、《卑微的英雄》到《艱辛時刻》，都滲透着這種取向。
某些讀者與評論者認為，這種「坦率的書寫」不再是自由的表達，而是一種放棄風格挑戰與語言創造的自我退縮，甚至讓作品淪為帶有說教意味的政治文本，難以再激發文學上的驚喜與探索欲望。略薩晚期小說淡化語言實驗、同時強化倫理立場的策略，雖然有助小說實現公共介入的功能，卻同時削弱了文學的象徵性，使小說變成一種論述性的社會批評，甚至淪為政治信仰的文宣工具，難以再次激發文學上的探索欲望。這類評價固然尖酸，卻點出了「諾貝爾文學獎詛咒」或許不是迷思，而是某程度上映照出略薩晚期創作的疲乏與局限。
同時，對這種政治倫理的堅持，亦使晚期略薩跟當代文學潮流脫節。其小說對於性別、弱勢族群和多元主體的書寫相當模糊，且仍舊仰賴以「自由個體」挑戰「國族敘事」的傳統敘事模式。相對而言，拉美新世代作家則更關注日常經驗中的交互主體性，對性別、酷兒、種族、離散等主題的結構性挖掘，尤其是將之置放在一個去國族性的全球／全人類論述脈絡中，而並不囿於揭示拉美地區的局部歷史與現實。
略薩高齡辭世，無疑又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昔日令全球讀者驚艷不已的「拉美作家」均已謝世，他們曾向世界展現的「拉美文學想像」，亦已成了經典但封塵的文學遺產。接下來，我們需要關注的，是21世紀的新世代拉美作家怎樣續寫「拉美文學」，或怎樣透過「南方敘事」（以地球南方的視角挑戰「北／西方」主流敘事）的策略，書寫當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