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此前我並不知道米蘭昆德拉是如此糟糕的讀者，在書上用鉛筆寫滿批註——作為圖書管理員，我討厭他！」捷克布爾諾（Brno）摩拉維亞圖書館（MZK）館長Tomáš Kubíček以幽默口脗展開這場由港大繆思樂季舉辦的公開講座。私下訪談時，他同樣「譴責」這種對書本的「破壞」，但這些寫滿「譯者此處標點錯誤」、「這段論證不成立」的眉批，恰恰成為解構昆德拉思想迷宮的另一種地圖。
時間回溯至1980年代初，柏林圍牆尚未倒下、天鵝絨革命仍未爆發的年代，16歲的Kubíček在父親書櫃中偶然發現一本禁書——昆德拉的處女作《玩笑》，一讀之下頓悟何謂真正的文學：「跟當時官方體制下的作品截然不同，那些根本無法閱讀。」與昆德拉同樣出生於捷克布爾諾的Kubíček，就此與這位文學巨匠結下不解之緣。他日後不僅研究昆德拉作品、出版相關學術著作，更於2023年在布爾諾摩拉維亞圖書館內建立米蘭昆德拉圖書館，讓這位自1970年代流亡法國的作家，最終以圖書館的形式象徵性地回歸故土。
重回布爾諾：米蘭昆德拉圖書館的誕生
建館構想早在2023年昆德拉在巴黎病逝前便已萌芽。當時Kubíček和昆德拉夫婦時有往來，為籌備2019年昆德拉九十大壽展覽，自2016年起頻繁造訪巴黎。Kubíček回憶某次前往昆德拉巴黎寓所時，見書本雜誌報紙堆滿各個角落，其妻維拉（Vera Kundera）忽然提議：「是時候好好清理了，把藏書都運回布爾諾吧。」昆德拉聞言笑稱這不失為好主意，轉而徵詢Kubíček意見。Kubíček回應：「好吧，我能照管它們，但你也要給我其他珍貴檔案。」昆德拉當即打趣道：「你看！這就是典型的布爾諾人，你給他一根手指，他就想擁有整張手。」
Kubíček透露，建館構想最初源自維拉。她受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將私人藏書捐贈家鄉的啟發而萌生念頭。籌備期間，昆德拉提出分階段開放圖書館：首階段展示全球譯本，次階段公開私人藏書，待其逝世後再行移交藏書。「誰料提案提出一年後昆德拉便與世長辭，他過世後維拉致電給我」，Kubíček回憶道，「告訴我或許該搬運圖書館的第二部分了」。如今，昆德拉圖書館的私人藏書及藏品已開放閱覽：「這些藏品極具價值，都是昆德拉親身閱讀並受其影響的著作。」
作為世界文壇重要作家，昆德拉素以隱密、重視私隱著稱。1980年代起便鮮少受訪，始終拒絕讓私人生活進入公共領域。與他密切往來的Kubíček形容昆德拉實則慷慨非常，這種特質尤其體現在對話中：「他極具耐心，我們可能長時間討論繪畫、文學甚至汽車，而他始終堅持『緩慢思考』。」昆德拉關注的是多元可能性與複數思維，「認為快速終結對話意味着放棄理解其中隱含的複雜性，這是他奉行的黃金準則」。
「中歐的悲劇」與文化抵抗
論及昆德拉與捷克的連結，必然提及布拉格之春。「許多布拉格之春的思想都源自他。」Kubíček指出。生於布爾諾的昆德拉約20歲決定遷居布拉格。「布爾諾對他而言過於狹小，布拉格這座大城讓他得以如公共知識分子般思考，移居後他確實成為社會文化核心，較哈維爾更早嶄露頭角。」對捷克老一輩而言，1960年代「宛如夢幻般的自由時代」，直至蘇聯佔領後社會氣氛驟變，「文化圈部分人被迫留守，部分選擇流亡——他們已失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作機會。」1970年代昆德拉同樣遭剝奪工作機會，遂於1975年接受法國雷恩大學講師聘約展開新生活，1979年更被捷共政權褫奪公民身分。其早期捷克語作品由加拿大「68出版社」（68 Publishers）出版，「這是由昆德拉友人Jaroslav Seifert創辦的流亡出版社，他是捷克極重要的知識分子兼作家」。
時隔半世紀，昆德拉在捷克文壇地位依然穩固，即便1990年代轉以法語創作：「從他在捷克的出版量可見，所有小說皆被再版，幾乎每個捷克人都熟知其名，若與捷克年輕學生交談，他們能深入探討其作品——昆德拉在捷克文學界的地位始終堅若磐石，讀者數量仍舊驚人。」
昆德拉讀者皆知他在翻譯上極為嚴謹，盡量確保譯本忠於原著。事緣1970年代中友人曾對他說：「《玩笑》語言充滿巴洛克風格，昆德拉大感詫異：我的分析語言竟是巴洛克？」藏書中可見他當時重讀譯本後用鉛筆批註「是時候重新翻譯了」。昆德拉原擬如將早期捷克語作品自譯為法語般，親自將法語本回譯為捷克語，後因時間不足作罷。據Kubíček所述，昆德拉耗費漫長時光尋找捷克語譯者，「試想，捷克作家需他人將作品譯回母語，這總顯得弔詭」。最終他選定Anna Kareninová，1990年代正式譯本問世後引發廣泛好奇。「不過在此之前，早有盜版譯本流傳。」Kubíček笑道。
1983年昆德拉在法國雙月刊Le débat發表〈一個被綁架的西方國家〉（後被譯為〈中歐的悲劇〉），促使西歐重新認識中歐小國。談及這篇重要文章，Kubíček指：當時西歐對中歐及捷克斯洛伐克幾無了解，昆德拉試圖重構歐洲價值體系，聚焦中歐這特定地理區域。「西方社會始意識到中歐與西歐價值相當，亦為波蘭、匈牙利等國打開面向西方之窗。」Kubíček補充：文中昆德拉以佔領為主題，但非政治層面的佔領，而是「與歐洲文化對抗的佔領」。
Kubíček強調不能僅從政治角度解讀：「它本質上是探討文化價值的文章。」數年前，Kubíček曾勸說昆德拉再版此文，卻遭婉拒：「這太陳舊了，是屬於1980年代的文章，若再版，人們只會透過政治濾鏡閱讀。」Kubíček當即反駁：「你說得對啊，正是太舊了——沒人會政治化解讀，現今世代對蘇聯佔領捷克斯洛伐克一無所知，或許反而能讀出其中文化價值。」昆德拉被說服了，他同意再版，不料約半年後俄軍入侵烏克蘭，文章政治意涵再度浮現。
流動的藏書庫 建構思考空間
Kubíček曾考慮將昆德拉圖書館的私人藏書按昆德拉生前原樣擺設，但憶及昔日造訪巴黎寓所時，藏書庫始終處於「流動狀態」。「有次昆德拉遞給我書本說：『我要外出辦事，請在此等候，你可以讀一下這本書。』待他返回後我問：『書該放回何處？』他竟答：隨便吧，由你決定。」Kubíček由此領悟這是個「動態藏書庫」，昆德拉總在重組藏書。「例如構思文章時，他會調整藏書構成新模態，將相關書籍歸類，為寫作做準備。」而後創作新作時又再次重組，打造另一種「思考空間」。
但某些重要書籍始終相鄰，如德國哲學、卡夫卡著作及相關論述、中歐文學如布洛赫（Hermann Broch）作品等：「因這些是藏書核心。」Kubíček續指文學類佔藏書近半，佛洛伊德與榮格著作也不少，「當然也不乏歷史、藝術書籍，音樂類藏書亦佔重要地位。」其中也有不少傳記，據Kubíček了解，那是為小說創作蒐集的資料，例如關於貝多芬、歌德或海明威的專著。
Kubíček同時說明，現存昆德拉圖書館藏書並非原貌：「1960年代從布爾諾遷居布拉格時，他攜帶藏書同行，但遺憾的是，我們僅存該時期小量藏品——1970年代中期流亡時，運送的車輛Renault 5空間有限，他只能精選小量書籍帶往法國。」
講座中，Kubíček分享諸多藏書發現：如對昆德拉至關重要的卡夫卡作品，他在法譯本上批註標點謬誤：「卡夫卡本意被徹底摧毁了」；或在其小說《不朽》譯本寫道「這是我的，別碰它」；Kubíček更指出，可從藏書中的贈書題字或下款，重構昆德拉的私生活與社交圈。
Kubíček以昆德拉與貝多芬的關聯為例，說明如何從藏書中追尋線索，解構更多昆德拉的小說世界。昆德拉在兩部作品提及貝多芬：一是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引用貝多芬弦樂四重奏（作品135）著名動機（motif）「Es muss sein? 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叩問生命中莊嚴抉擇，反覆探討輕與重；二是在《不朽》第二部分，描述貝蒂娜（Bettina von Arnim）與歌德的關係，以及她流傳後世的軼事：當歌德與貝多芬散步遇上貴族時，歌德脫帽致意，貝多芬卻壓低帽簷徑直前行，事後更批評歌德此奴性舉止。《不朽》中，寫到這個「不實傳說」就此流傳：「貝多芬的帽子變成了不朽的[……]可是這頂不朽的帽子將會具有什麼意義，是誰也不能預見的。」（引自《不朽》）
Kubíček憶及昆德拉曾解釋這幕常遭誤解為政治宣言：「實則關於藝術與政治的等級關係——不朽的是藝術，而非政治。」這是藝術與權力的永恆博弈。他在藏書中發現3本關鍵著作，一是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於1903年所著的《貝多芬傳》，乃首部對貝多芬的現代詮釋；二是昆德拉鋼琴家父親路德維克昆德拉（Ludvík Kundera）的《貝多芬論》，Kubíček指此書出版於1952年斯大林主義鼎盛期，當時演奏貝多芬必須賦予意識形態背景，故將其塑造成反抗舊秩序的革命者，但實質強調的是藝術家的驕傲、拒絕成為權貴附庸；第三本Hudební besídka，其中由昆德拉父親所寫的一文強調解讀貝多芬音樂需特定幽默感，唯有理解嚴肅與幽默間的張力，方能領會其複雜性。Kubíček表示：「這些正是昆德拉採信的觀點，可見其父的思維方式構成昆德拉文學觀基礎——不將事物簡化為單一面相。」此外，藏書中亦含《不朽》關鍵人物貝蒂娜的著作，頁邊可見昆德拉批註，甚至流露對她的厭惡，這些最終催生了小說。
「不是死人的地方」：圖書館的當代對話
《不朽》雖被譯為44種語言，但翻譯本最多的仍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達47種語言。Kubíček說根據協議，全球出版社發行昆德拉著作皆須寄送一本至MZK的昆德拉圖書館：「每周我們收到5至6本新書，這簡直難以置信——宛如流向布爾諾的一道河。」
館藏還包括全球出版社寄給昆德拉的相關評論檔案、圖書館蒐集的期刊資料，以及百多部二手文獻。另收藏約40項獎項如耶路撒冷獎，也有昆德拉的生前照片（如與作家芬凱爾克勞特（Alain Finkielkraut）、劇作家尤奧斯高（Eugène Ionesco）的合影），以及1970年代中期移居法國雷恩後的畫作。「他在雷恩大學任教3年期間居所空蕩，為讓妻子維拉與自己開心而開始繪畫，多年後，一家出版商請他為《玩笑》譯本一起構想新封面時，他選用了其中一幅。」此後其小說幾乎皆以個人畫作為封面。另一個重要收藏是書信往來，如與意大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rrini）的通信。昆德拉逝世後，費里尼孫女詢問維拉兩人為何未曾謀面，維拉回答：「因為米蘭太害羞了。」對方聞言笑說：「我祖父也是這樣。」
除館藏外，昆德拉圖書館亦舉辦各種交流會議，以及讓遊客參與的導覽活動。「米蘭與維拉最初便強調，這不是死人的地方，而是供人思考的空間——思考主題亦不必限於昆德拉。」Kubíček表示，這正是圖書館所扮演的角色。「而解讀昆德拉可有多種層面：其一是與歷史事件連結的層面，」Kubíček指老一輩讀者可能傾向此種解讀，「年輕世代可能視他如其他世界文學作家，不必然聯繫特定歷史，畢竟對他們而言，1960年代恍如恐龍時代」。
作為專研敘事藝術的文學學者，Kubíček更關注小說結構：「不單是音樂性結構，還有評述（essay）與故事的融合，他常將兩者交織。」對昆德拉而言，每本書都是新實驗：從《玩笑》中「評述+故事」的涇渭分明，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讓哲學命題直接催生人物——特蕾莎便誕生於尼采「永劫回歸」論述後，這種敘事演變是其小說藝術精髓。Kubíček認為，複調音樂是昆德拉美學的重要組成，更是其藝術巔峰：「他也受荀伯克（Arnold Schönberg）的十二音技法（dodecaphony）啟發，主張每個音符都該被聆聽，唯此方能理解現代世界——不需意識形態調和，不以文字強加意義，而是賦予文字自主空間。」這不僅讓每個虛構人物擁有話語權、形成撞音（dissonance），更與讀者對話：「因為唯有讀者能賦予小說意義，也唯有讀者能帶走這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