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藝術家展覽尋突破監獄紅磚築烏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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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家？問ChatGPT，它說「藝術是主觀的，沒有絕對答案」，但羅列出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梵高、畢加索與莫內。又問近期大熱的DeepSeek，得到答案竟完全重合。此刻，讀到這段文字的你，腦內浮現出的名字是否也相同？還是說，看着以上名字，你的腦內浮現出的是疑惑——為何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

「為何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Why Have There Been No Great Women Artists?），藝術史學家Linda Nochlin在1971年以此問為題寫下論文，討論西方藝術史中被忽略的女性。論文出版後，引發許多領域對於忽略女性的討論。「為何沒有偉大的女XXX？」一問，放諸各行業，似乎都適用。

若放在前身是域多利監獄的大館，這一問題大概可以演變成「為何沒有偉大的女警官？」，或是「為何沒有偉大的女獄卒？」2022年尾，大館曾設展覽「性別與空間」，討論前身域多利監獄百年歷史中「被掩蓋的女性」，希望正視女性在歷史上代表性不足的現象，並為歷史填補空白。3年後，大館「突破」系列展覽同期展出艾莉斯亞．夸德（Alicja Kwade）、胡曉媛、梅芙．布倫南（Maeve Brennan）3名女藝術家作品，由大館資深策展人郭瑛策展。在藝術家與策展人眼中，當下的女性藝術家是否已經「被看見」？

強調性別反顯不平等

「現在，在藝術文化圈中，男女不平等的現象仍然存在。許多展覽中都會見到更多男性藝術家，藝術圈中一些重要的機構的主要位置，仍是由男性主導。」郭瑛觀察到，儘管以女性為主題的藝術展逐漸增多，但「有時會覺得，這樣去講（女性主題），反而將spotlight擺在了imbalance（不平衡）上」——何謂imbalance？當大眾、媒體、展覽本身都強調「女藝術家」，卻幾乎不會強調「男藝術家」時，不平等已經存在。「如果我們真的從心底裏相信藝術家不必用性別區分，那我們不如直接呈現藝術家創作的豐富、研究的深入與呈現的手法——是男性還是女性做的？也許不必特別去提。」郭瑛說。

在她看來，需要「突破」的，是不同性別的藝術家都會面臨的mid-career（職業中期）——「年輕藝術家，不同機構都會有特別的program（項目）去幫助他們開展創作；資深藝術家，已經有不同的platform（平台）與connection（關係）」，但處於mid-career的藝術家，或許在各自的創作方向深耕多年，「他們希望做一些更有野心的作品，無論是在資金、技術還是概念上」，「突破」系列正是為他們而設，希望令藝術家可以「放下商業考量，有足夠空間，完成自己的野心」。

彼托邦：歷史與現實間顯層次

波蘭藝術家艾莉斯亞．夸德的野心，或許是突破時間、現實與想像的邊界，即使無法到達烏托邦（Utopia），也可望見「彼托邦」（Pretopia）。展覽開始於一塊紅磚——寫有Utopia的紅磚，製造於英國，一路漂洋過海來到香港，築成域多利監獄的外牆，在大館保育工程中被保留，再被艾莉斯亞．夸德選中，懸掛在空中。「寫有烏托邦的磚築成監獄，實在是再荒謬不過。」她說，正如此刻的我們坐在大館喝咖啡、聊天，過去的這裏卻曾經是關押許多人的牢房，「這實在是非常殘忍的對比」。懸掛在空中的石頭，在艾莉斯亞．夸德的計算下保持着搖搖欲墜卻微妙的平衡；全白的展廳中，鐵欄與鏡面令人分不清空間與方向；倒懸的鐘與牆面上延伸的指針，令時間的流動也混亂，「時間可以是一顆寶石，也可以是一種折磨，這裏曾是監獄，你能對一個人做的最殘忍的事，就是將他的時間拿走」。

巨大的藝術裝置，襯得艾莉斯亞．夸德瘦小，她笑說：「當人們第一次見到我時，通常會覺得我是個小女人。」但在她眼中，現在早已不是只需要肌肉與身體力量便可創作的年代，「不幸的是，我們所受的教育方式令很多人根本沒有擺脫刻板印象……在藝術領域，性別觀念的落後依然存在」。落後的性別觀念，與寫有烏托邦的監獄，呈現出類似的荒謬，艾莉斯亞．夸德說，展覽的核心概念或許是「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層次」。「人的觀點，取決於時代，取決於你所處的時間與地點——但現實是什麼？現實如何被感知？又應該如何去改變？意識到現實後，我們應該怎麼辦？」

物方志：反思過去，記錄現實

意識到現實後，我們應該怎麼辦？英國藝術家梅芙．布倫南的回答是，反思過去，再記錄現實。她的展覽「物方志」（Records），將目光放在承載歷史的文物之上。或是盜墓後留下的碎片，或是輾轉在地下市場的古董。梅芙．布倫南手持菲林相機，用紀錄片留下積澱於文物之後不為人知的故事。大館坐落的荷李活道附近，是老店聚集的「古董街」，梅芙．布倫南說，她想要記錄的故事，可能正存在於這條街道中。「這部作品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與香港的歷史對話」，不同意識形態同時在這片土地交錯。另她又提到，殖民和文化，與文物的發掘與流通似乎有着相似之處，「盜墓和考古之間的區別是什麼呢？合法與非法到底是由誰定義的呢？」文物在各國間的輾轉，折射出殖民與被殖民的歷史；文物的歸還，是梅芙．布倫南眼中「去殖民化」的一部分，「我希望這些物品回到它們來自的地方，思考它們被掠奪的風景，還有在歷史上被埋葬的文明」。關於藝術與性別，梅芙．布倫南沒有太多看法。她更感興趣的是思索一切觀念與事物的來處，「歷史是我們賴以生存的東西，是土壤，是我們生長的地方。考古、地質積累……這些都是構成當今社會、政治與思想觀念的因素」。

異路：強迫觀眾判斷與選擇

相比於梅芙．布倫南作品的宏大敘事，來自北京的藝術家胡曉媛作品中的故事，顯然更個體，也更私密。「疫情3年的時間，對我的人生像是一個擾動。過去柴米油鹽的慣性生活被阻斷，在一種不確定明天的情况下，你必須去思索很多問題，比如活着的意義」。萬般思索，凝成展覽「異路」（Veering），詩句、枯木、乾癟的水果、風乾的蝴蝶翅膀、薄如蟬翼的太空鋁……眾多物料交疊，被紗幔與光線隔開在展廳的各個角落，連續兩次拜訪展覽，記者仍蕩失在異路。胡曉媛說：「我想強迫觀眾進入這樣一個選擇和探求的狀態中，每行進一步都先做出自己的判斷與選擇，再篤定地往前走。」

提起創作，胡曉媛許多次講到自己的小孩，尤其是疫情期間與孩子朝夕相處的生活，令她更深入反思生命的價值與存在的意義，放在展覽中，是「蛻變」——「不同媒介、不同作品，或多或少都處於蛻變中，或是已經蛻變完成」。母親與女性的身分，會否影響她的創作？「一定有」胡曉媛回答得很篤定，「作為女性，我可能會面臨許多實際問題，比如生理期、生育會痛；但反過來說，這些又會成為你最鋒利的武器，這些東西會為你提供完全不同於男性、不同於其他性別種群的感覺，因為這是你的身體、肉體、精神，為你提供的感知世界的渠道和路徑」。

在意、不在意；受影響、不受影響，關於女性身分與創作，每個藝術家都有各自的回應與通往藝術的路徑。回到「為何沒有偉大的女藝術家？」的問題，Linda Nochlin提出性別刻板印象為女性設定障礙；傳統性別分工將女性困於家庭；社會制度對女性的限制與剝削，令女藝術家取得成就變得罕見且困難。她鼓勵女性站出來「揭示制度和認知上的弱點」，並強調摧毀過去的虛假意識，建立清晰、偉大思考的過程，「是對男性和女性共同開放的挑戰」。

在藝術之中，性別重要嗎？似乎是重要的，「性別是觀眾觀看藝術、理解創作的切入點。這個作品，究竟是亞洲藝術家還是西方藝術家？是年輕藝術家還是成熟藝術家？是女藝術家還是男藝術家？這些都是我們面對陌生作品時會想到的東西。」郭瑛說。但在藝術之中，性別是必要嗎？胡曉媛說：「身分也好，意識也好，肢體也好，是承載我的一個容器。但把這些先放在一邊，首要的前提是我們都是人，是活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