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電影《粗獷派建築師》近日上映，引發大眾對建築的關注。片中主角建築師Toth一生波折，晚年終在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展出畢生心血。就在電影上映之際，被喻為「建築界諾貝爾獎」的普利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在月初公布，劉家琨獲選為2025年度獎項得主，是歷來第三名獲獎的華人建築師。
自然共生、公共空間、私人與集體記憶、「立足於本地智慧，以及可用材料和工藝的『適宜技術』」，官方頒獎辭中如是概括劉家琨作品的概念和追求。本欄今期找來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王維仁與副教授朱濤，前者與劉氏相識，後者長期研究劉氏作品，帶大家進入他們眼中劉家琨的思考領域。
1956年出生的劉家琨，17歲時作為知青被下放農村勞動，1978年考入重慶建築工程學院，畢業後進入國有成都建築設計研究院，1984年又自願短期到西藏那曲工作。他一直從事寫作，甚至一度考慮放棄建築，後來他被借調到文學院工作，直到1993年參加大學同窗湯樺在上海美術館舉辦的個人建築展後，才重新拾起建築的熱情，近日終奪建築界的最高殊榮。
中途跑去當作家，或也成劉家琨建築裏詩意的養分。朱濤便指，劉氏文學中明確的歷史意識亦見於其建築作品，當中對「記憶」的細膩處理與關注，以及建築如何展露「生活姿態」這兩點，皆有別於其他當代中國建築師。要了解劉家琨的特質，不能單從頒獎辭中的概念理解，要從其作品讀出他如何為概念開闢出新意義。
文革之鐘博物館 歷史與世俗並存
王維仁表示，劉氏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建築師，他未有像張永和般出國留學，與多數同代建築師一樣留在本土。不過，與留在中國文化中心江南學習的上一名普利茲克華人得主王澍不同，劉氏進了中國西部最好的建築學校，作品扎根地方的觸感強烈，亦可看到他「自學」西方建築美學的影子。如早年作品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便有墨西哥建築師Luis Barragán作品的「當地感」；著名現代古典主義建築師Louis Kahn作品的「恒久的時間感」，在劉氏近年作品蘇州御窯金磚博物館尤其可見。王維仁指劉家琨對「集體記憶」、「建築材料及建構方式」的關注，以及作品中特別強烈的社會連結，使之判別於他人。
有別於王澍以重新詮釋古代建築取得靈感，王維仁指劉家琨作品的設計元素則相對源自近代語境，強調地方和現代的關係。例如建川博物館聚落中的「文革之鐘博物館」，劉氏未有使用中國傳統的瓦片灰磚，而是採用大量紅磚這種在1949年前後廣泛使用於公共建築、築起近代人成長記憶的建材；紅色時代縱已過去，但這樣的建築環境和材料成為了一種記憶。朱濤則點出，在用厚重的紅磚牆保持莊重外，劉氏亦不忘博物館生存的實際需要——包裹着文革悲劇歷史記憶的，是世俗的商業街面。組成博物館的3座建築物各自佔據所在地塊中心，即最無商業價值的地方，而地塊最外一圈則是小商店，來者可通過建築之間的通道一口氣把博物館逛完，也可以圍着這個街區消費；如此讓歷史文化與市民氣息共存，「保有詩意的抒情，又非常有生活氣息，不是那種純潔到讓人覺得可怕的狀態」。
這種地方與現代的緊密連結，在王維仁看來，與劉氏擅於把握在地材料及建造方式的思維一脈相承——不同於不少建築師從形式、造型來思考，再以最合理的方法完成設計，劉氏會先理解施工方式，再透過對當地材料恰到好處的運用來設計，展露他對近現代中國庶民日常生活、建造方式和環境的關注。王維仁以劉氏早期成名作鹿野苑石刻藝術博物館為例，當時中國用清水混凝土構造的技術相較外國而言未臻成熟，劉家琨便巧妙地使用本土的紅磚製作混凝土的內側模板，取代昂貴的鋼板模具，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創新工法，博物館的牆體因而具備一種自然內蘊的粗糙感。
無法開放的胡慧姍紀念館
粗獷當中，有着人的溫度。王維仁眼中的劉氏作品有強烈的社會連結，而朱濤則認為劉氏每個作品都非常努力地處理中國人各個層次的記憶。含高度情感的記憶是從過去到現在成就每個人身分的基礎，而不論是個人或群體的；他眼中劉氏之建築，一如賈樟柯之電影，同樣在「處理中國在劇烈變化時代裏，每人如何應付自己的記憶」。
二人不約而同提到面積僅約19平方米的胡慧姍紀念館：以2008年汶川地震廢墟材料製作的「再生磚」建成，外形模仿救災帳篷，內部用災區常見的紅磚鋪地，紀念因災逝世的少女胡慧姍。劉氏在普利茲克獲獎影片提及該計劃時表示，「建築是石頭的史書，材料也一定是有歷史、記憶的」，而對王維仁而言，紀念館的建材是對材料再生的宣言，也是「以對個人的紀念，抗衡對整個時代的無奈」；在朱濤眼中，劉氏以紀念個人生命消逝，強而有力地在中國當下社會語境裏，開闢討論個人生命價值的公共空間，而非抽象的愛國主義或民族集體價值。
這座紀念館雖非劉氏建築的代表作，但其情感意義及文化政治影響卻非常重要。朱濤提到2008年地震後，很多鄉村校舍垮塌和學生死亡成為全社會關注的問題，在各種因素下紀念館也曾被視為非法建築，一度面臨清拆的危機，至今仍未對外開放。劉氏曾在牆上倒裝防盜「貓眼」應對，讓參觀者從外窺視內部一目了然的佈置。「建築師作品的力量不在於尺寸、資本或技術，而是文化和社會含義有多深厚」，朱濤認為無法開放參觀的紀念館、寄託在一座不被允許觀看的房子的生命，反而強化了建築的力量。
成都中心的「巨型火鍋」
從極小的紀念館到極大的城市綜合體，從私人記憶到公共空間，朱濤指建於成都中心、入選2016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主題館的成都西村大院，是劉家琨對城市公共空間的探索。同樣是立於城市的「巨構」，大院與香港建於交通樞紐上、把公共空間從城市地面剝離的商場形成對比，它將文化、體育、商業活動融於一體，周邊街廓是由火鍋店、工作室等小店舖組成的「商店圈」，中央空地則是讓市民隨意使用的公共空間——竹林、小院子、露天戲院。聽來超現實，但朱濤指其規劃意外地實際，更展示了一種社會願景，個人利益和商業化利益變成很細小的單位後，鄰近街邊的店舖能滿足其商業利益，市民則能共享公園、天空與屋頂，而非把私有的商業利益放大，侵吞公共空間。而西村大院的形態幾乎集中了劉氏對四川地貌、風土人情的理解——四邊包圍着平地的結構，既像盆地，又似在成都中心放一盆火鍋，一如火鍋不管什麼味道都能容納，大院也可包容不同的市民生活。從廣大的四川地貌到飲食文化，皆在其手中凝結成同一個形態。
「創造棲居之地，同時創造詩意」
劉家琨在獲獎影片提到進入不同建築項目的方法論：「不要固定的形式感、技術的慣性或設計的姿態，而是去想對象想成為什麼。」而從地方材料的運用到集體記憶的再現，他確實做到了「創造棲居之地，同時創造詩意」。
朱濤提到劉氏寫於1990年代末的小說《明月構想》，曾反諷地講述一名理想主義建築師設計烏托邦城市失敗，廢墟下埋着烏托邦締造者的屍體，反映他拒絕將理想投射到一個理想化的抽象時代。朱濤認為，細膩處理各種時代或傳統留下來的歷史記憶或碎片，或榮耀，或創傷，乃至負擔，正是劉氏建築動人之處。而獲獎的消息也令他生出一個疑問：胡慧姍紀念館會否迎來正式開放的一日？
「建築師來到60歲，才算真正的開始。」王維仁笑言劉氏作品不難看出反省，似乎仍在探索建築的方方面面。人生路漫長，劉家琨在獲獎影片中一句「先做一個人，然後才是設計師」，似在遙距呼應着旅途未完、待續。
文：鍾卓言
設計：賴雋旼
編輯：梁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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