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杭州最近很火。2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民營企業座談會會見31位來自各行各業的民營企業家，包括華為、比亞迪、小米、阿里巴巴等民營巨頭，讚揚民營經濟「前景廣闊」、「大顯身手正當其時」，連一度被邊緣化的馬雲也現身其中。除了這些創科老商家，深度求索（DeepSeek）、宇樹科技（機器人福兮）等新興科創公司竟也在席上，令杭州的與會代表一下子上升到5位，數量與北京和廣東省持平。
是地運還是黨的精心挑選？
杭州湧現「六小龍」
兩家科創公司總部都在杭州，而且近期都做出了能與美國同行一較高下的產品：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DeepSeekV3和R1），以性能比肩OpenAI最新模型，但投入的時間和費用僅為其十分之一而震撼全球；機器人福兮，在1月央視蛇年春晚驚艷登場，它的關節電機技術，不遜於開發出「波士頓機械狗」的美國波士頓動力。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同樣引爆官民熱議的中國首款3A遊戲《黑神話：悟空》，其開發公司遊戲科學的總部也位於杭州。有媒體就將上述三家科創企業，連同另外三家總部也在杭州的科創企業，一併封為「杭州六小龍」。官方對這概念也欽點認可：2月10日杭州相關部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向優質、新質生產力集中提供產業政策資金，以期培育出更多「六小龍」創新企業。
中國其餘許多省、市也爭相提出要學習杭州經驗。與浙江省鄰近的江蘇省，其省委機關報甚至特地刊文發問為何南京無法發展出「杭州六小龍」，檢討南京在政策和產業規劃方面的不足之處。一時間，曾經的「中國電商之都」儼然有成為中國「新矽谷」之勢。
此番杭州「崛起」，自然是得力於中央的政策傾斜大力支持。但為什麼是杭州，而不是創科重鎮深圳、長三角龍頭上海、或是本來更洋氣的港澳？
得創科得天下
由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順着全球化發展之風，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以金融、製造業和國際貿易崛起，GDP也以高達9.1%的平均年增速持續增長。但隨着2016年開始全球化浪潮退潮，2018年與美國展開貿易戰，3年新冠疫情的打擊，金融、製造業和國際貿易這些傳統經濟模式受到重擊；2022年中國修訂後的GDP較前年增幅僅為3.0%，2023年中國的出口數據出現自2016年以來的首次下降，同比下降4.6%，民企利潤總額從2021年的31774億元降至23438億元，大跌了26%。長三角和珠三角兩個錢袋都出現衰老疲態，中國的確急需新的財源。
雪上加霜的是，外資企業也因為疫情的影響而一同告急：2024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淨流出約為1.68萬億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淨流入僅為45億美元，較2021年歷史峰值減少了99%。在此背景下，中央也確有救市的心。去年10月，中央向A股市場投放3000億元人民幣，期望引發「滴水效應」，吸引民資和外資回流，並通過降準降息、有說資本市場監管等措施穩定市場信心。但結果也是杯水車薪，市場興奮了幾天，也就完結了狂歡。
當然，疫後對全世界各國的打擊是相同的，但美國過去40年以矽谷的創科產業，在疫後仍然一枝獨秀：五大科技公司Facebook（Meta）、Amazon、Apple、Netflix、Google（合稱FAANG），據2023年的統計股票市值佔標普500指數總值的19%。在文化影響力上也是美國人的強心針，除五大外還有Microsoft、Twitter、Uber、Airbnb、Tesla等改變全球生活方式的產品。科技狂人Elon Musk也隱然成了影子總統，得創科者得全球領導力，已經成為全球發展的共識。自感在全球供應鏈中多方受制、關鍵科創領域被「卡脖子」的中國，期盼在科創領域實現「彎道超車」，也是合理的選擇。
杭州能得中央全力支持嗎？
作為「互聯網之都」以及「數字經濟第一城」，早年杭州就擁有以阿里巴巴、網易和字節跳動為代表的科創產業生態鏈。政策方面，杭州在其《數字經濟發展「十四五」規劃》中提出，要建設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聚區、國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試驗區等。資金方面，2021年杭州經濟規模居於中國內地第八位，在中國省會城市中僅次於廣州。此外，作為浙江省省會，杭州既有上海蘇州等長三角城市在教育、資金、基礎設施的拱衛支持，又沒有港澳地區法律體系和社會文化上的差異等因素。這些都符合中國政府當前的「科技自立自強」戰略以及對未來經濟增長的期待。
然而要建成另一個矽谷，除了人才、政策、資金的支持，其他更關鍵的因素，會得到中央的支持嗎？眾所周知，美國矽谷的成功來自於創新，而創新則有賴於強大的資本支持、自由的市場環境、寬鬆的監管環境，完善的法治體系，以及對頂尖人才的吸引力。矽谷最早形成於史丹褔大學支持「理論應該付諸應用」的理念，由校園中撥出579英畝土地，以較低廉的價格出租或出售給各類企業以建立合作關係，建立了第一代「矽谷」；美國自1990年代對投行資金限制的放寬和納斯達克創業板市場的建立為中小企業提供了便利的融資渠道，也為風險投資提供了良好的退出機制。各種法律包括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更是讓創新者可以安心研發的強大支持。
筆者在中國見證的，卻是日漸倒退：阿里巴巴和螞蟻集團，2020年因監管政策變動而將上市計劃擱置，「螞蟻今服」事件的震撼尤在；曾任浙江大學副校長的褚健，將創科研發成果發展為企業，卻最後因法規模糊而以貪污罪入獄，顯示出大學與企業合作，法規模糊不確定的風險；此外，中國A股缺乏必要約束的市場環境，例如著名的「借殼上市」規定，也使得中小企業，特別是新興科創企業，難以獲得資本市場的真正支持。
上述方向的支持與否，並非杭州一個地方政府所能夠控制，但這些方面的政策不確定性，極大程度地影響了科技創新所必須的環境。儘管杭州吸引了來自中國大多數的互聯網行業高級人才，但在頂尖科技人才培養和對國際人才和資金的吸引力方面，客觀地來說，中國與美國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中國願意為了支持一個杭州，大範圍地改良國家在市場、監管和法治等方面的管理水平嗎？這點筆者仍在觀望中。
結語
曾幾何時，深圳和上海都曾試圖打造科技創新中心。約十年前，深圳也曾出現過四家被譽為「深圳四小龍」的科創企業：柔宇科技、光啟科學、華大基因和優必選。巧合的是，幾乎是與「六小龍」概念興起的同時，曾經被譽為中國獨角獸、當時「四小龍」之一的柔宇科技，去年11月宣布無力向員工發放工資，被深圳市中院宣告破產。
這一時機上的巧合，在筆者看來，既有一絲諷刺，也不無落寞。如今，杭州再次被寄予厚望，但它能否突破國家的限制，真正做到「我命由我不由天」，為中國其他地方提供「杭州經驗」？這一問題的答案，還需要更多的時間來驗證，但無可否認的是，杭州的未來，將對中國科技創新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筆者誠心地期望，六小龍的風頭不是曇花一現，由此而能真正推動中國在市場、監管和法治等方面的現代化。
文˙山道釘子戶、AL（山道釘子戶，久居北京光華路，現蝸居於香港石塘嘴與薄扶林。熱中氣候變遷與環境正義議題，持續觀察中港台歐美英等地政策變遷和社會文化。AL，長駐珠三角，熱愛龍舟與海洋的政策研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