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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瘧疾改造港島面貌 沿山建樓 半山成高尚住宅區

【明報專訊】一場疫症怎樣影響一座城市?今年出版的Form follows fever一書,首次詳盡記錄殖民地香港自1841年英軍登陸,至1849年開埠初期的動盪歲月,當中主軸是1843年爆發的疫症「香港熱」(Hong Kong Fever,及後被認為是瘧疾)。撰書的建築歷史學家 Christopher Cowell(Chris)發現,人們對於突如其來的惡疾源頭,有着各種揣測,到底源於水、植被、風化的石頭,還是空氣不流通?他們對疫症的信念,影響日後興建建築物的地點與方式。疫症有如從天而降的無形之手,塑造初生的香港,斷定往後近200年的城市面貌。

「香港熱」成發展轉捩點

近200年前的香港是怎樣?Dr. Duncan McPherson是第一批在港居住的醫生,他曾形容1841年的香港島,北邊由連綿山脊組成,山上絕大部分土地貧瘠,沒有任何樹木,「大部分山垂直到海,底部只餘下極小空間建設」。零散村落集中在港島南部,英軍登陸的西部相對空蕩蕩。外來者最初住在船上,沿岸陸地則是大型市集,華人小販向外國士兵、船員與商人售賣貨品,例如豬肉批。

城市慢慢成形,香港首條主要道路——皇后大道完成修築,古畫中可見道路非常寬闊,然而泥路表面不平,有時會導致墮馬意外。梯路沿山而建,形式像今天的砵典乍街(石板街),以便人力車拾級而上。房子亦陸續建好,來自歐洲的商人、英國軍隊從海上遷往陸上居住。根據當年售賣紀錄,物業分為沿海、市鎮和郊區3個地段,沿海的最貴,Chris解釋:「因為坐享水源,所有商人都希望如此。」

縱使《南京條約》1843年6月才生效,然而隨着外來者1841年到來,香港島已開始城市化。Chris引述當年紀錄,揭示抵埗的英人對於如何建設香港有許多構思,然而幾乎同期出現的一場疫症,把香港推往另一種城市想像。由於人們對「香港熱」的病源眾說紛紜,「香港變成一個巨大實驗室」,抗疫實驗持續了三四年。這些實驗奠定香港島建築發展方向,令城市面貌徹底改變。

城市發展:從橫向變縱向

時至今日,我們知道瘧疾是以瘧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但在1840年代,醫學界還沒出現細菌理論,醫生認為傳染病源於外在環境,空氣中存在致病的有毒氣體(瘴氣;miasma)。他們透過觀察發現,首任裁判官威廉‧堅(William Caine)山上建設的監獄裏(大館現址),囚犯發病率特別低。 人們不禁問道:「為何他們困於監獄卻沒有受苦,而我們住在微風徐徐的港口卻生病?」此外,現為銅鑼灣一帶的東角(East Point),當時屬於英商怡和洋行的基地,位處山脊上的人發病率低,但住在山與山之間凹陷的峽谷的人,卻不斷染疫死去。「他們開始相信高度是正確的推斷」,Chris總結當時人們的信念,「離海平面愈高,似乎愈安全」。

Chris從當時的廣告發現,物業的高度漸漸成為賣點。「現代對海景、高樓的追求是歷史觀念的迴響,如果你能在高處看到大海,你便是安全的。」住所的高度不只帶來開揚景觀,更是健康的保證。由那時開始,香港不再是沿海而建,而是沿山而建,半山漸漸演變成高尚住宅區。

山谷不宜居:跑馬地無緣成市中心

香港人都會知道,中上環是香港發展的核心地區。你有否想過為何如此?1841年1月,包括海軍軍官愛德華‧卑路乍在內的英軍於港島西環水坑口登陸,選址源於區域尚算平坦、存在水源,加上九龍半島的山脈阻擋北風吹襲。Chris指出,登陸之後卑路乍卻不滿意最初規劃,「九龍半島只在冬天保護他們,夏天的風向不同」。他建議把市鎮向東遷往黃泥涌峽(跑馬地),那是港島北部最廣闊的天然平原,足以為行政機構、各階層居民的住所、商業活動增長及未來擴張提供空間。

首任港督砵甸乍委託建築師研究此建議,後者提出興建橫跨谷口的一堵牆,在山谷中心建一條通往海洋的運河,深至可讓大型貨船駛進。或許在沒有瘧疾的平行時空,香港的城市規劃會恍似水上之都威尼斯或阿姆斯特丹,跑馬地、銅鑼灣一帶是香港市中心。

瘧疾爆發後,跑馬地(Happy Valley;舊稱快活谷)深受打擊,錄得大量染疫死亡個案。於是上述規劃無疾而終,政府反而決定在黃泥涌地段興建墓地。人們認為山谷不宜居住,於是發展重地均是處於山脊之上,形成有趣的城市面貌。現為金鐘的Cantonment Hill是軍事中心,駐港英軍司令官邸的所在地,即今天的茶具文物館;政府山(Governement hill)是行政中心;Magistracy Hill則是司法中心,設置終審法官居所、法院與監獄。各山頭之間則是被指疫症盛行的山谷。

疫情為手段:金鐘軍營分隔中環灣仔

「整個威尼斯位於水上,為精英階層建設倉庫和宮殿。香港幾乎會變得像她一樣,有着一串優雅的房屋群。」規劃未能實現,Chris形容是一場悲劇。與此同時,英軍趁機提出以金鐘作為軍事基地,禁止民眾進入。此舉導致及後逾一世紀,人們難以從中環直接步往灣仔,只能繞過依山腰而建的堅尼地道。「這是軍隊以疫症作為空間力量的一種形式。」Chris指,當時英軍以西區爆疫嚴重為由,加上金鐘的地理位置有利防禦九龍半島的清兵,於是要求在此設立軍營。這亦反映其時英國軍方與行政機構之間爭奪空間的張力。

上世紀70年代末金鐘重新發展,不再用作軍事用途,曾是駐港英軍軍營的美利樓拆除。但Chris認為那段歷史對通達性禍害仍在,「破壞了港島(道路)的連續,以至當我們想從中環來到灣仔,除非繞過公園,否則走路是很困難的」。

消除恐懼:地圖以等高線表達峽谷

Chris在Form follows fever中展示大量舊地圖以及畫作,以說明舊香港的面貌。早期地圖把港島的峽谷掃上厚重陰影,恍如深淵般可怕,反映人們的恐懼。後來測繪師歌連臣(Thomas Bernard Collinson)為香港島繪製地圖,以等高線表達山脊和峽谷的高與深,是英國第一張出版的等高線地圖。Chris認為,等高線地圖的作用不只是標明島上地點,「也消除了人們對疫症的恐懼,無法再從地圖看到山脊,只能看到高度水平。它改變了人們對香港的看法,讓香港看來更安全」。

從現代醫學來看,那時專家對瘧疾的判斷似乎不太科學。不過,Chris認為古代醫生其實是通才,因為相信「疾病源自環境」,他們會接受地質學和氣候等訓練,亦具備很強的觀察力,「某些層面比現代醫生更敏銳」。雖然不知道瘧疾以蚊傳播,但兩個皇家工程師透過實驗,發現若窗戶封上篩孔大小為1/24吋的銅網,是最有效阻擋瘴氣的方法。英軍後來甚至聯想起:銅網的設計不正是現存的蚊網?他們距離現代科學的正解甚近,Chris道:「他們以為是阻擋空氣,其實是在防蚊。」

差點遭離棄:香港有其生命力

香港開埠不過兩年,瘧疾奪去四分之一軍人及10%平民人口的性命。為何英方沒有放棄香港?殖民地香港首任庫務司Robert Montgomery Martin確實向倫敦撰文,把香港唱衰成不宜人類居住之地。香港歷史差點走向另一條路,不過像Chris所言,這地似乎有自己的生命力。「英人從未打算留下來,這只是棄置東西的地方」,早在英軍佔領前,他們已經發現這島嶼山谷縱使不宜居住,卻適宜埋藏鴉片、棉花避過清兵發現。

「但當他們開始在這裏投資時,引入的私人投資愈來愈多。香港變得太重要而不能失敗(too big to fail),此時政府意識到他們不能放手。」瘧疾最終沒有把香港打倒,雖然有人避疫離開,但仍有鴉片商人選擇留下來,成為社會發展的強心針。

轉投歷史研究前,Chris是一個建築師。書名Form follows fever參考19世紀末的建築設計原則「Form follows function」(形式追隨功能),意指建築的形態源於其功能。Chris把功能改成「香港熱」,「我的論點是,那場疫症實際地塑造這城市的形態」。

開埠初年,香港是一個碎片化、欠缺管理的年輕城市,可說是十分脆弱,疫症卻帶來急劇、殘酷的轉變。在Form follows fever中,Chris繪影繪聲地帶讀者回到1840年代的香港,他比喻像是點進帝國設計遊戲《文明帝國》(Civilization)。我們閱讀歷史,了解香港已走過那段黑暗歲月;遺留的痕迹需要有人記錄,才能避免深埋於日常之下。

文˙ 朱令筠

{ 圖 } 朱令筠、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提供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布偉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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