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近日由《給十九歲的我》引發的紀錄片風波，起初只是拍攝倫理的反思和討論，後來逐漸發展成#MeToo式的控訴運動，各方潛在受害人被鼓勵站出來縷述、交代自己遭遇過的傷害，對迫害者和相關建制提出檢舉和控訴，並指向抵制、施壓和網絡審判，直接導致《給十九歲的我》停止公映及退出角逐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獎項。支持或反對抵制《給十九歲的我》的雙方在本文撰寫時還在各自「亮劍」，一方義憤填膺，聲稱要保護受害人，進而推動不義制度改革；另一方由於當事人基於種種原因不搶奪被害位置（雖然已背負喪失之痛而萬箭穿心），關注的其實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及從而冒生的反感與戒懼。兩面都有很多情緒，在情感政治主導以至氾濫的此時此地，我們有太多需要尋找理性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