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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如何面對悲情追求公義?

【明報專訊】也許有人認為,不管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的學生說什麼,無論是否「同情」或「感激」刺警案的梁健輝,無論是否「哀悼」,大學高層,以至國安處,早已預備了一套鬥垮學生會的說辭及手段,畢竟之前校方已有所行動。如今,學生會幹事會及評議會成員被迫辭職,大學高層甚至說不承認及驅逐學生會,特首還鼓勵要繼續追究。

但我仍然禁不住想,學生會中人當初是否有另一個更好的說法及做法?要評論此事,有點陷入兩難,好像只剩下兩個可能,要不是同情共感,跟港大學生及不少民眾一起「哀悼」,就要跟一眾權貴、特區及北京政府一起指摘學生會「美化暴力」、「挑戰道德底線」。兩者之外,是否有另一種可能?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的學生,在建制派幾乎眾口一詞譴責悼念獻花的市民時,還通過這份決議,似乎像是一種不能自制的情感表達以及渲泄,想跟大家痛哭一場,多於是一種有計算的策略,因此,稱之為刻意「美化」或「挑戰」,並不準確。甚至可以說,港大學生的做法根本沒有策略可言,對組織與個人亦如是,他們不可能沒有看到建制上下在出事之後便已是殺氣騰騰。決議公布幾天之內,在諸種有形無形的壓力下便撤回、道歉及辭職。如果有什麼策略,可說是近乎政治自殺。

急冠恐怖主義 令人感應悲情

在社會氣氛的感染下,個人情感的總體渲泄,不管此情在道德是對是錯,皆屬常見。梁先生既是兇手,重傷了警察,又即場自行了斷,我們只能根據警方透露,知道他對警察的不滿,詳情不知,事件性質含糊,容易惹人詮釋及自行投射。過去幾年的警民衝突,事後只有示威者被罰被打,警察暴力的問題被當權者徹底否認及壓下來,警隊頭目更步步高陞;加上過去一年多的國安法大逮捕及關押,又怎會不激發出人對一名向警察行兇的市民投射各種情緒與想像?而警察、政府及建制急不及待冠以「恐怖主義」,更讓人把事件只往政治方面拚命去想,拚命去感應當中的悲情。

港大學生與許多人(有時筆者也不例外)一樣,迴避了一個艱難的問題:在公眾情緒壓倒一切之中如何追求公義?對所有人來說,這都是不容易面對。但作為一個大學學生會,一個公民團體,這個責任是無法迴避的,它比一般人的責任更大,要提出公論,包含了我們認同的公共價值及公義原則,但又該如何處理一種澎湃的公眾情感直撲過來?

最簡單的回答是去除一切情感,只需大公無私,近乎機械地應用原則作判定。先不說這是否可能,近年政治哲學界卻鼓勵人們關注情感,美國哲學家納斯邦(Martha Nussbaum)是最著名的一位。她在大學裏教導法律系學生一門名為「法律與文學」的課程,她認為,無論是一位法官、立法者,還是一個要提出公論的公民或團體,都需要有文學想像,這種想像的關鍵,不是會讀文學作品,而是有能力聆聽、訴說及想像別人的故事,感受別人的情感,而非機械地應用原則。

群眾呼烈士 沒深究其故事

在社會中自命掌有管治權的人,多數自信能由原則出發,甚至可以把情緒判別為錯的、危險的。例如,政府自問把梁健輝的行為定性為犯法毫無疑問,然後,進一步指為「恐怖主義」、「沒人性」及「不道德」,但是,原則令人拒絕想像及聆聽當事人的故事。因為梁已死去,執法者固然對他的故事沒多大興趣,只想以此來說明「黑暴」的可怕。但是,連不少悲從中來的反對派群眾,也未必願意認真了解及想像當事人的故事。把梁冠以「烈士」、「義士」,只是信手拈來的政治聯想及修辭,容易觸動集體情感,但並沒有深究,一名普通上班族,何以絕望至用這種隨機殘殺及自殺方式,刺傷一名不認識的警員,然後自盡?

行刺一名無人認識的警察,其實與起義革命等都沾不上邊;而且,有沒有人想過,梁的父母聽到兒子被眾人稱為「烈士」,會覺得妥當嗎?會感到較為安慰嗎?梁先生甚至沒有把自己的故事、訴求完整向世人說清楚,只留下一些讓我們聯想到與如今政局相關的片言隻語(國安法、警暴、沒自由、反修例期間的疑案等等)。他究竟經歷了什麼?他在怎樣的情况、心理及精神狀態下做出這非理性的行動?他為什麼覺得非要用這方式表達不滿?這些問題我們不會有確切的答案。所有人其實陷於一種類似佛家說的「無明」狀態,卻又不願意承認,只是急於給他「義士」或「恐怖分子」的帽子 。

建制論述未多提受傷警員

社會上出現的同情,是一種類似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所說的「不完整的同情」,作為旁觀者,我們無法與當事人產生直接互動,卻又產生強烈的同情共感。梁健輝固然已逝,無從探問了解,至於受傷的警察,在不少反對派眼中更是一件代表國家機器的零件,不止不會同情,甚至根本沒有興趣了解他,只會憎恨他。但有趣的是,就連政府及建制派,除了循例探望之外,在論述上也沒有多少觸及他,以及他的同袍,只忙着高舉法律、權威、道德。一個血肉之軀在公眾地方突然被人施以致命的襲擊,他真的可以像媒體報道般說的「無事」?前線的警員真的就是鐵人,是國安法的尖兵?依靠身上愈來愈重的裝備,以及上級無條件的力撐,便真能克服任何創傷?前線巡邏的警員真的不會害怕類似的隨機襲擊,對路人可疑又有敵意的目光以及竊竊私語,不會感到焦慮?

以上的提問其實是渴求想像與敘事,理解複雜的人性(而非輕易指摘別人為「無人性」)。納斯邦借用亞里士多德的看法,認為文學想像讓人設身處地感受別人的故事,探尋各種可能,當中涉及認同及情感。她認為,敘事特性較強的文類,例如小說,尤其與公義的判斷相關。小說裏通常有完整故事,但現實卻未必有,尤其是作為旁觀者的我們,任何想像的故事都不能宣稱為絕對真實,但我們起碼要承認自己的「不完整」,同時想像各種應對而不是逃避現實的敘事,並作出判斷與行動。

集體政治衝突被迫演化

整件事不在於該不該同情,也不在於同情誰譴責誰。我們看到的,是香港的集體政治衝突已被迫演化了,在日常高壓消音之下,個人化、非組織化、突發的街頭暴力事件有可能偶然爆發。最近,我一個中產專業人士朋友跟我閒聊時說,在街上看到密密麻麻的警察佈防,有時腦海中也會出現暴力幻想。七一刺警案進一步在香港扯開了一道本就無法癒合的傷口,旁觀者也感覺到痛,但卻找不到或不打算治療,有時連直面它也不太願意。而政權卻反其道而行,連哀悼也想判為非法及禁止。

但說到底,七一刺警案不是義舉,更不是什麼恐怖主義,我也感到傷感,但不會「感激」梁先生。在我看來,這事件是我們這個敗壞的社會及制度的徵狀,稱此為「禮崩樂壞」太輕了,說是北京及特區政府破壞香港的社會後果也未夠完整,它是人們絕望及放棄尋求公義的非理性衝動,作為旁觀者的我們,深深陷入當中的無力感及哀傷。

當權者沉溺在建立國安體系的狂熱之中,期待港式政治震盪治療法能治好香港;不少反對派市民則在「死亡」中反覆感受悲痛、哀傷與絕望,放棄有意義的公共言行,而威權政府最希望得到的,其實正是公民社會的自暴自棄。我需要在壓垮我們的情緒混亂中,找回真實的故事與想像,追尋公義。

文˙葉蔭聰

編輯•葉雨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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