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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余華《文城》:壯美與深度之間的錯摸

【明報專訊】以下的統計並不科學,只是我整合自己跟朋友經驗後,得出來的粗淺印象:在中國當代文學中,最受香港學生歡迎的作品之一,是余華的《活着》。原因之一,不是它曾被改編成電影,而是它被納入中學課程裏,不少學生做閱讀報告,都會拿來作閱讀文本。但這樣亦並不能令《活着》「受歡迎」的。從文學角度說,中學生喜歡讀《活着》,是因為小說「易讀」,文字簡樸,故事性強,且有不難理解的「主旨」。這個評語亦適用於余華另外兩部創作時期相近的長篇:《許三觀賣血記》和《在細雨中呼喊》。

我對余華的長篇小說還有另一個粗淺印象。如果把上述三部小說視為余華創作的一個時期,概括地說,那就是他最「親民」的時期。不論在內地、國際文壇,還是台港華文閱讀界,對於由這幾部小說組成的小說家余華,俱沒有多大爭議。三部小說,風格和主題共同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學關懷,我姑且稱為「余華式人文精神」,小說文風寫實而故事性強,余華的視線一直放在中共建國後至他成長後的一段時間,即其父輩和同代人時期。故事背景一般瀰漫着建國後的暴烈社會動盪,如土改、文革等,皆是小說主人公不可踰越的地平線。

但余華又不是稜角分明的批判型作家,他不避社會流弊,卻不寫透,筆鋒反多集中於個體在面對生活苦難與厄運時的掙扎之上,《活着》的徐福貴跟《許三觀賣血記》的許三觀,俱是箇中典型。對一般讀者來說,這種寫法相當討好,既有社會現實面向,又有生命光輝的形而上命題,而兩者平衡拿揑,又不至令小說太政治化、太立場先行、太浪漫或太魔幻,而變成過於偏鋒。

往前走往後走

《文城》是余華最新小說。論氣質和格局,我都會把它歸於上述的創作脈絡上——唯一不同的是,《文城》的故事時代是在較遙遠的清末民初。據余華說,《文城》前前後後寫了二十年,當時他有兩個寫作方向,一是時間上往前走,另一個則是往後走。後來我們知道,不寫建國後的父輩和同代人,往前走之下,就寫成了關於二十世紀末中國式荒誕的《兄弟》,這部小說同樣寫了二十年;往後走的,就是返回上一個世紀之交的《文城》了。我一直認為,《兄弟》是余華最好的作品,因為它超越了過去余華自己的「人文精神」,展現了格局更大的文學視野,呈現了一個荒誕與現實混雜的當代中國;而《兄弟》後的《第七天》,則是余華「轉型」期中的過渡、未竟甚或是失敗之作,在我看來,《第七天》試圖處理一幅更紛雜的當代中國魔幻圖景,卻力有不逮,只能停留在新聞式和碎片化的現實表象中。

可是,《文城》卻完全改變了我對余華創作脈絡的整體判斷:《兄弟》的所謂「轉型」原來是偽問題,《兄弟》跟《第七天》在評論界造成巨大爭議(如我一樣褒《兄弟》而貶《第七天》的論者,大有人在;但亦有人把《第七天》譽為余華最佳作品),究其原因,很可能只是他「剛好」處理了一個比任何文學問題都更具爭議的問題——「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對余華來說,他的文學視線沒有範式變化,他還是安安穩穩地遵循着數十年來的想法去寫。

毋須對照現實的傳奇

《文城》的故事發生在清末民初。不過嚴格來說,這個時代背景並不十分重要。過去余華寫土改、文革之種種,既是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的起點和創傷,也承托着余華所身處的內地文學傳統的脈絡,從社會現實主義、傷痕文學、先鋒派小說,到近二三十年的內地文學發展,無一不是反覆回到建國初年這個國家、社會和民族現實的原點上。但在《文城》的故事和文字細節裏,我們卻不容易讀到那種深入肌理的歷史現實感。根據余華自己的說法,《文城》與《活着》的最大分別在於,《活着》屬現實主義,《文城》則是「傳奇小說」,「一部傾向戲劇性的小說,不是一部專注於人物複雜性的小說」。確實,《文城》所呈現的軍閥土匪時代,只是一個抽象朦朧的背景,它甚至不必然是清末民初,總之是一個政令不行的社會就成。小說所描述的只不過是面對漫天雪災,還有土匪橫行,底層百姓生活顛沛流離,無所依靠,就只是以自身之力掙扎求存。單單在這一點上,就跟時代背景鮮明的《活着》大有不同。

對余華的老讀者來說,《文城》給出的,是一種跟其舊作大有不同的閱讀要求:小說既然不是現實主義,讀者亦不必對號入座,將故事與國家歷史現實對照。《文城》的最直接讀法,是把它當成一個奇情故事來讀,放棄追溯它與歷史時代和社會現實之間的關係。從這角度看,《文城》可謂比《活着》更「親民」更「易讀」。

但《文城》會是一個趣味盎然的好故事嗎?整部小說由前後兩部分組成,分別命名為〈文城〉和〈文城 補〉,故事圍繞着一個農民地主林祥福的故事而展開。

從尋妻子到鬥土匪

林祥福從父母身上繼承了足以令他生活無憂的土地和財產,但他既無兄弟姐妹,亦一直未有娶妻生子。有一天,一對男女出現在林祥福家門外,男的叫阿強,女的叫小美,他們兩人自稱兄妹,並說是從南方一個叫「文城」的地方而來,打算北上到京城投靠親戚。後來阿強先走,小美則留在林祥福家裏,林祥福愛上小美,並娶她為妻。婚後不久,小美突然不辭而別,並偷走了林祥福父母留下的金造小金魚。林祥福既憤怒又傷心,並開始相信小美跟阿強根本不是兄妹,而是一對私奔情侶。怎料不久之後,小美又突然回來了,並告訴林祥褔,她懷了他的孩子。林祥福什麼也沒有問,便重新接納了小美回來。後來小美誕下了一個女嬰,就在女嬰滿月不久,小美再一次消失了。這次她什麼都沒有帶走,連女嬰也留下來。林祥福抱着哭哭啼啼的女兒,心裏漸漸泛起一個念頭:無論怎樣,他都要到南方去找「文城」這個事實上並不存在的地方,因為他相信,只要找到「文城」,就能找到小美。

以上故事,十分動聽,卻不過是《文城》故事的開始。整部小說中的〈文城〉和〈文城 補〉,其實是由上述故事所分支出來的,〈文城〉從林祥福抱着女兒跑到南方講起,直到他將女兒林百家撫養成人,最後生命結束;〈文城 補〉則是從一個林祥福所無法看到的敘事角度,追溯小美這個神秘女子的一生。對林祥福來說,「文城」和小美都是虛幻的,卻成了其一生的追求和歸宿,〈文城〉中林祥褔始終沒有再見小美,也「找」不到「文城」,然而他卻認定,他帶着女兒來到一個叫「溪鎮」的地方定居下來,這個地方就是他要找的「文城」。林祥福的故事由尋妻而起,後來慢慢變成他守護女兒成長,而在高低跌宕之間,林祥福捲入了一個土匪橫行的裸命時代,在此余華也以更大刀闊斧的筆觸,刻劃一段百姓惡鬥土匪的壯烈故事。

簡明的人物 匠氣的情節

不少論者皆指出,《文城》對主要角色的描寫欠缺性格深度和複雜性,正是因為既然余華以傳奇小說定調,那簡明清晰的人物性格反而更合用於表現故事的曲折離奇。於是,當讀者在「享用」《文城》如行雲流水的情節推進時,或不免對小說角色質樸得過分的個性和抉擇抱有相當的懷疑。林祥福對消失了的小美種種難以理解的思念,在後來土匪大戰中漸漸褪色,反而慢慢轉移至他對女兒林百家的守護,和對故鄉的惦念上。及至土匪來襲,小說視點甚至不再以林祥福為中心了,而是加入了陳永良、顧益民,以至其他眾多配角的故事。亦正因如此,到後來林祥福被土匪殺害,儘管動人,但已非小說高潮所在。以故事結構來說,其重要性反而不及陳永良惡戰土匪一段。

《文城》中的〈文城〉是擴大寫法,由林祥福的故事切入,再擴展成寫百姓力抗土匪的通俗戲碼。但偏偏余華又續寫了〈文城 補〉,將視點重新牢牢地釘回林祥福跟小美之間的生命連結上。〈文城 補〉以「補」為名,似是「補充」〈文城〉故事中關於小美的未解之謎,即小美的來歷,跟她離開林祥福後的命運。不過這敘事結構十分刻意,使我們不得不將整部《文城》理解為一個淒美的愛情故事——而余華也切切實實地在兩段故事中佈下一個宿命之結:林祥福終身找不到小美,到死後遺體被運回故鄉之際,竟恰好經過了小美的山墳。原來小美早就死了,她在林祥福來到溪鎮前就已經回來,並曾在死前跟同來的林祥福擦身而過。

若以一種對「傳奇小說」——或通俗小說——的評價,此種巧合與錯摸的結局,實在令人不禁掩卷嘆息。然而老讀者如我,絕難以這種通俗標準去評價余華,反而我只能說,它未免匠氣。在《活着》裏,徐福貴在家人一個個遭厄運死亡後,只能與一隻老黃牛賴活下去,表現了一種莫以名狀的生活沉重感;在《兄弟》中,李光頭經歷了如癲如狂的半生後,只想到要帶着兄弟宋鋼的骨灰飛上太空,一種因時代而生的虛脫感昭然若露。至於《文城》結局,除了陳腐地說一句「造物弄人」之外,似乎再難觸及到更深層的生命底蘊。《文城》在文學深度上不及前作,顯然不是一個「傳奇小說」的標籤就可以開脫。

文•鄧正健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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