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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欲擒先縱施法術 恣意專橫驗忠誠

【明報專訊】人大常委會上星期三(11日)通過一項關於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決定」,繞過了《基本法》第79條所列,需要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的通過,才能令一個議員喪失資格的規定。特區政府立即援引人大的新規定,把4名曾於9月報名參選競逐連任,卻被選舉主任取消參選資格的民主派議員DQ。立法會內其餘19名泛民議員連隨宣布「總辭」,可說是為已經發展了幾十年的議會民主運動,畫上一個句號。

人大這次來得突然的狠下殺手,不單違背了剛好在兩個月前以疫情為藉口取消今年選舉、邀請全體立法會議延任時的寬鬆承諾,也公然肆意違反基本法相關條文,硬生生地以一個「人大決定」來凌駕所有既有法律,可謂arbitrary rule的完美範例。Arbitrary rule並無通用的中譯,既有肆意妄為,也有專橫無道的含意,勉強地說,就等如無法無天。

無上權威 來自不受法律束縛

可是,單單着眼於是否違背法律條文的角度,實在無法理解中共為何要表現得如此反覆無常。要知道的是,中共一貫所奉行的是中國法家思想。法家的思想傳統中,尤其重視「法」、「術」與「勢」如何結合。雖然一方面信誓旦旦,聲稱會以法律為根本,但歸根到柢,法律只是隨統治者心術而運用的工具和手段。運用法律作為工具的仍然是統治者。而統治者駕馭天下,除了「有法可依」,還要憑藉權勢與權威。怎樣能展示至高無上的權威?當然不能讓人民認為統治者是受到法律所束縛,反而是要讓人民懼於統治者的喜怒無常,讓人民感受到權勢大小懸殊,甘心屈從,不敢反抗。

由此觀之,「國安法」年代底下,重要的不是國安法的條文細節、哪裏才是「紅線」所在,而是國安法給予一套「法律」的術語作為符號象徵。在符號象徵背後,真正重要的是以「主權者」化身自居的「統治意志」,以及要彰顯這種意志時需要建立的「權威」和「威勢」。這種在落實「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時必須要樹立的「威勢」,如果還是自囿於既有條文和慣例,當然只會事倍功半。相反地,唯有透過公然的踐踏、蔑視、破壞既有的一切屏障,主宰新時代的「威勢」才會深入人心。

所以,縱然今次被DQ的這4名議員被公認是相對政見溫和,從沒有踏出一貫認定的「一國兩制」框架,只是按既有議事規則所許可的範圍內,作象徵意義大於一切的所謂「議會抗爭」,可是,他們仍然被針對和「追殺」,而且還要經受「欲擒先縱」式的侮辱和愚弄,正正就是他們還未認識到他們的「溫和」、「守法」、對法律條文深深的「信奉」,必然會成為中共「法家威權主義」打擊香港「法律形式主義」的祭品。

憐憫下歸邊者累積成勢 國安年代新常態

因為,只要香港人還以為香港仍具備由法律條文所保障的「法治」,還未認識到這些條文之有效與否,其實是取決於統治權威的mercy(憐憫),仰賴他們的「寬宏大度」,在中央統治者眼中,香港人就是還未知「大勢之所趨」。中共要找最溫和、最沒有表面殺傷力的溫和派下手,正正是要破壞在法律和威勢之間的模糊地帶。當一個又一個這些在模糊地帶游走的案例倒下,證明了法律條文無法提供保障,就能看清楚背後的「統治意志」如何咄咄逼人,人們就要按勢之所在而歸邊,而歸邊者的積累便成為一種趨勢,此服膺於威權的趨勢便會催生國安年代所需的「新常態」社會。

中共先DQ溫和泛民4名議員,後假做一場寬大予以「延任」的一個局,讓在「初選」機制下建立成初步共識和協調意願的各派再度陷入「接受延任」還是「總辭抗議」的分裂危機,無論是「留派」還是「走派」兩翼,都注定沒有贏家,只有輸家。因為鷸蚌相爭,只有漁人得利。到了「要留者留,要走者走」的階段,中共就親自出場演出終局,大聲公告天下:我們其實不需要你們來充當「遮羞布」!

值得圈點的是,民主派宣告「總辭」之後,港澳辦發出聲明,猛烈批評這舉動是表明了與中央頑固對抗的立場,是對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的公然挑戰。聲明又提及,注意到有一部分被標籤為「反對派」的議員沒有「被綁架上總辭的戰車」,而是選擇繼續履行議員職責,「這樣的明智之舉值得肯定」。兩名「非建制派」議員當中,既包括醫學界的陳沛然,也包括「熱血公民」的鄭松泰。這兩人留任備受港澳辦肯定,因為他們完美地示範了劉兆佳口中中央所希望有的「忠誠反對派」。

「忠誠反對派」獲中央肯定

可是,中共真的還需要在香港維持一批可以裝點門面的「忠誠反對派」嗎?看來,這只是同一個迷思的延續,令一些人以為仍然有角色可以扮演。再者,「忠誠」又可以如何定義?怎樣才是一個合格的「愛國者」?

鄧小平生前是以「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繁榮穩定」作為「愛國者」標準,「不要求愛國者贊成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只要求他們愛祖國、愛香港」,到了2014年《一國兩制白皮書》,則明示所有「治港者」都要「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

前後兩者的分別是,今日添補了能否「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這一點,坦白的說,就是看你能否理解「國家意志」,順應「政治形勢」。

「愛國者治港」是基本法之上的「根本法」

事實上,有份起草2014年這份「白皮書」的強世功,就曾遠於2009年在一篇名為〈中國憲法中的不成文憲法——理解中國憲法的新視角〉的文章中,把「愛國者治港」看成是「基本法」之上的「不成文憲法」、「絕對憲法」和(基本法中真正的)「根本法」,就猶如「中國憲法」中的真正「根本法」是「黨的領導地位」。他反對形式主義地了解中國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認為香港「基本法」是一部中國的憲法性文件,而非一般依據憲法而制定的法津,所以,憲法中有關社會主義和黨領導的條文,並非不適用於香港。

今日,為了落實各級「治港者」必須為「愛國者」,就不能只按原有的基本法既有條文的規定,而是訴諸比基本法更「高級」、更為「根本」的「不成文憲法」,並且由中共領導下的「人大」作出「主權決斷」,為香港頒布這項不能再被審查、上訴、覆核的「決定」。

「主權決斷」對中共來說是創制萬法之法,是一種「意志」而非一堆「條文」。對於這種「國家意志」,只有順應中央所宣示的「大勢」而「正確理解」,與逆其道而行的「錯誤理解」的分別。

今次港澳辦「例外地」肯定了拒絕總辭的(被標籤)「反對派」,其實更正面地說出了國安年代的「常規」:能夠知「勢之所趨」而「正確理解」「肆意專橫」的「國家意志」,「明智地」站好隊伍的,才是合乎「愛國者治港」這「根本大法」的「忠誠(反對)派」。

文˙安徒

美術•胡春煌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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