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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文學‧舒國治:終究成為一個寫東西的人

【明報專訊】一九七九年舒國治以短篇小說〈村人遇難記〉榮獲「時報文學獎」,於台灣文壇嶄露頭角,可是天性喜歡睡覺多於上班和賺錢,出門也是為了看電影及晃蕩,新秀作家並沒有想要名成利就,繼而發憤寫作。一九八三至一九九○年,他甚至浪迹美國,居無定所,遊經之州,凡四十四。當中旅行或說漂泊的故事,大部分收錄在今年八月出版的散文集《遙遠的公路》,展現舒國治以獨特風格文字書寫美國公路旅行的別致情趣與美感體驗,尤甚在今天全球各地旅客都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影響的眼下,其浪蕩式旅行文學視野,倒讓人們重新思省生活與旅行、時間與空間的意義。

《遙遠的公路》集結舒國治早期創作的散文名篇,內容描寫年輕時期闖蕩美國的發現與體會,如今三十多年後才把舊文出版,絕對是他在抽屜裏抽出來的一段青春浪蕩記。與之前的散文集相比,《理想的下午》、《門外漢的京都》固然是舒國治的旅行文學代表作,亦因此獲得一個非常優雅的外號——「城市的晃遊者」。然而,就如詹宏志對該書的評語:「所謂美國,無非是一個老式的橡木卡座,所謂美國,是一條不斷延伸不斷變換景觀的公路,或者所謂美國,只是有着一條叫Main Street的小鎮。這種化約式的感受,也許只有投資了青春在旅行,投資了力氣在流浪的人才能取得。」

因此《遙遠的公路》可以說是舒國治人生中僅此一次機會(或決定出走)才能織就的青春回憶錄,書中文字溢出的放蕩流浪氣質,與後來他在別的旅行記憶中拾回書寫的喝茶、吃飯、走路、睡覺,完全是不同輪廓的面貌與內心情懷。

用公路旅行,理解真實美國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年,舒國治待在美國整整七年,沒有潛心工作,也沒有把握機會鑽研學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啥事也沒幹,整天胡思亂想」。有好長的一段時間,他都開着兩萬台幣買入的雪佛蘭,在美國公路上奔來奔去看風景,或者純粹被風景經過,因為他明白事物總不可能細看,故從不強求「記得」,便也不介意「錯過」。

但舒國治並不是個隨遇而安的普通人。至少從他的美國遊記來看,旅行計劃幾乎不逛名勝古蹟及博物館,而是自發地開車前往那些沙漠化、荒蕪冷清的地方,人煙稀少的小鎮(或他口中的鬼城)。白天沒計劃地開車,夜幕低垂時則思索今夜宿於何處,但他其實最喜歡直接睡在車上,舒適自在之餘,也能順便省下十塊八塊美元的旅館費用。而電影導演李安說,這是舒哥閒雲野鶴的氣質。

對年輕人來說,汽車長途旅行應該是挺無聊的事情,它最動聽的理由可能是讓人逃離日常生活的困局。舒國治浪遊美國時,才三十歲出頭,但他不是那種會被生活困局操縱的人,於是公路旅行只是他選擇用來合併早年讀過的美國歷史知識、地理、民主政治哲學、文學、電影與音樂,藉此更加深刻地理解真實美國之方式。畢竟立體型的理解,是必須要本人親自瀟灑地走過一回。

「西行,每天總有一段時光,眼睛必須直對夕陽,教人難耐。然日薄崦嵫的公路及山野,又最令人有一股不可言說之『西部的呼喚』。此刻的光暈及氣溫教人癱軟,慫恿人想要回家,雖然我沒有家。我想找一個城鎮去進入。這個城鎮最好自山崗上已能俯見它的燈火。」

——節錄〈遙遠的公路〉

當專業晃蕩者有了一個家

在文章中寫過「雖然我沒有家」的舒國治,自從結婚後,無疑對「家」產生新的想法。「我現在晚上八九點都很希望會待在家,在我年輕時候,這是不可能的事。」他續說,以前晚場電影是九點鐘放映,看完通常十一點多,剛好跑一下去搭台北最後一班公車回家;如果那部電影太值得看,或是更長的電影,看完就等於放棄最後一班公車,那就在月光下,想着剛才看完的電影,慢慢地走路回家,這感覺是很美妙的。

「凡是睡醒的時候,我皆希望身處人群;我一生愛好熱鬧,卻落得常一人獨自徘徊、一人獨自吃飯。此種睡醒時刻,於我最顯無聊,從來無心做事,然又不能再睡;此一時也,待家中真不啻如坐囚牢,也正因此,甚少閒坐家中,總是往室外晃蕩。」

——節錄〈又說睡覺〉

喜歡睡覺,但總有必須睡醒之時刻,而走出家門,往外面世界晃蕩,也就成了舒國治睡醒之後能夠去做的事。不過,一段美麗的婚姻,終於讓這個專業的晃蕩者有了安在家中的理由和樂趣。「現在家的功能更圓滿,除了我,還有老婆,家裏要倒垃圾、要洗碗,我也要稍為幫她分擔一點;在家裏看電視,電風扇打開的機會也多了,原來我很少這些設備,但現在這些設備串起來,便成為每天生活裏的項目;以前自己一個人,活得很簡陋、馬虎,洗澡也不需要洗那麼多,現在生活就比以前繁華一點。」舒國治嘴巴彷彿含着蜜糖說。

用多出來的自由,切菜、練功、寫作

旅行目的地向來不設夢幻名單,不過近年舒國治都會常態性前往中國及日本,「作為台灣人,去大陸看一些有用的東西,是我做思辨的地方;日本的享受很好,也是我作為華人能在那裏做採擷的地方」。可是受到新冠病毒影響,以致今年的出國計劃都泡湯了,惟舒國治卻沒有半句怨言,反而開朗地說:「老天爺突然發給你的這個bonus,簡直太划算了。」

「很多人和我都一樣,因為禁足令的受限,不能出國,不能自由移動,於是大家守着自己的地方來過日子,這憑空多出來的時間、空閒及餘裕的資產,對我來說,好像更有一個清靜感覺,於是做什麼事情都很甘願。原來只願意用很少時間去做菜,現在會希望去想想切菜的變化,使它與平常的樣子不同,而這個『拖延』一下,使得這個菜變得更好。」

又可以這麼說:「本來寫一個章節,很快就把它寫出來,現在可以下很多新的機關,而這些機關使得作品更有變化,你就有了這個閒工夫去多想;原來你應該走出山洞跟其他師弟妹一起練功,但師父罰你在後山懺悔,所以你在山洞裏摸索的劍法,反而更好,因為你被抽掉了某些好像叫自由的東西,所以你給了自己,另外一個處境下更寬闊的自由。」難怪文化評論人梁文道撰文說,舒國治是台灣奇人,舒哥的想法與他的文字一樣,果然自成一格。

最好的旅行,就是隨緣的旅行

疫情始終會有過去的一日,或許現在多出來的時間,可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才是最好的旅行?舒國治認為,那是隨緣的、閒晃出來的旅行。「我很樂意去很多地方,但不是為了夢寐以求的理由而去。我可能喜歡看某個人的電影,電影裏所講的故事地點,但我不會為了這個人、這個地點說,我要去美國……但是我去了,後來想起來,我可能會去張望一下,有的旅行也沒幹嘛,也沒看過什麼,我也沒有失望,也不會說『他媽的』,會不會我找錯了,我要再去鑽出個究竟來。」

「看台北,最好的,是步行。但不可能每個地方都步行。再就是搭計程車;我常先至外地賓客下榻的旅店接了他們,坐上一輛計程車,先去圓山飯店,囑司機停五分鐘,領賓客進大廳參觀、攝影,再登二樓看牆上老照片以稍悉圓山飯店歷史。再上車,沿中山北路向南行,左右指指點點,何處是大同公司,何處是國賓大飯店,何處是台北光點。到了東門,右轉凱達格蘭大道,看總統府。右行重慶南路,謂這是昔年書店一條街。右轉襄陽路,看土地銀行,也看博物館,與二二八公園,再看台大醫院。」

——節錄〈一條觀看台北的最佳公車路線——235路〉

不論是美國、京都,還是台北等地方,舒國治自有一套「舒式風格」的觀賞方式及路線,而他筆下對生活理解與情趣故事都是從中吸收而來的。「我會看這個東西很好,它留在我的記憶裏,我消化它、分佈它,而不是把它凝聚成一個血栓,留在腦部某個地方,再讓它變成腦栓塞,我會讓它的分佈位置更空曠一點,不會集中放在書架最高的地方,小小一個地震,就全部掉下來破掉。」

最後還是回到寫作去

大學讀電影,但舒國治沒有成為拍電影的人,倒是在導演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一》、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刺客聶隱娘》等電影中客串角色。「念電影的原因,是因為考不到好高的分數,而這個解釋給了我很多自由。假如我考到台大法律系,那將來不得了,都要去做總統,不止是蔡英文、馬英九,那麼最厲害的那件事情,完全不需要去做,剩下便有很多自由,就是我什麼都可以去挑挑做。」

從電影到寫作,舒國治是在大學快畢業時才開始思考的事:「我最早寫東西,是為了能夠拍片用,我在想,做導演也可以想出一個章法,然後把它變成影片,這章法也可能包含怎麼把故事說好,於是覺得自己是不是要成為寫東西的人?」不久之後,舒國治投稿文學比賽,並獲得第二屆「時報文學獎」。

有人說,舒國治的寫作以白話與文言文相間,故有「舒式風格」之稱,後來出版的散文集也一時蔚為風潮。「有一段時間我想去寫小說,可是寫東西的筆力,已經好像可以寫很多東西,後來轉去寫很多像散文的文章,他們說也可以透露出我寫作的格調;八十年代初我去美國,中間不常寫東西,也希望做別的工作,但不知道,所以最後還是回到乾脆寫東西。」

有些人很努力去過日子,但舒國治從來不努力,卻比很多人懂得過日子的意思,於是他從出生到現在,什麼也沒做,什麼也想做,什麼也忘了做,反而寫下好多好看的生活故事,終究成為一個寫作的人。

info:舒國治

一九五二年生於台北,畢業於世界新聞研究院(今世新大學)電影製作科。早年短暫從事電影、廣告、傳媒工作。作品以散文、遊記、短篇小說為主,曾以短篇小說〈村人遇難記〉獲得第二屆「時報文學獎」,短篇散文〈遙遠的公路〉獲得長榮寰宇文學獎首獎。著有散文集《讀金庸偶得》、《台灣重遊》、《理想的下午:關於旅行也關於晃蕩》、《門外漢的京都》、《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與睡覺》、《台北小吃札記》、《窮中談吃》、《水城台北》、《台灣小吃行腳》、《宜蘭一瞥》、《台北遊藝》、《雜寫》等。

文•陸穎魚

美術•劉若基

編輯•關曉陽

電郵•literature@mingp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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