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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of Hearing:天不生樂聖,萬古如長夜 貝多芬——悲劇天才與革命魂

【明報專訊】 「貝多芬屬於西印度群島,一如他屬於德國文化。貝多芬的音樂早已成為人類共享的遺產。」千里達思想家C.L.R. James如此說。

毫無疑問,貝多芬早已成為古典藝術的聖人,其音樂在世界各地不斷演出,影響無遠弗屆。即使沒有接觸過正統古典音樂訓練,試問有誰未曾感受過貝五命運敲門的震撼戰慄、貝九歡樂頌的激昂振奮,還有《給愛麗絲》的悠揚悅耳、《月光奏鳴曲》的溫婉柔情,都深深地迷倒無數人。

但這不過是貝多芬的其中一面,在神壇背後,貝多芬也是個不懂人情世故的悲劇天才,一個嚮往法國共和精神的反叛者。今年是他誕生的二百五十周年,貝多芬還可以是什麼?廿一世紀的我們,還可以如何在貝多芬身上得到啟發?為此,我特地請教耶魯大學著名古典樂教授Craig M. Wright,一同踏上重尋貝多芬的旅程。

音樂奇才 家庭背景亦關鍵

貝多芬百年不遇的音樂才華,固然震古鑠今,令人神往。但打從出道開始,貝多芬的父親已希望打造一個新的神童傳奇,一如當年的莫札特。被世人公認是音樂神童的莫札特,五歲已經懂得作曲,六歲已經在不同歐洲宮廷演出。因此,為了打造新神童故事,七歲的貝多芬首次公開演出時,其父故意報細了一歲。相傳,這兩位音樂神童曾有過短暫的相聚,十七歲的貝多芬首次離開家鄉波恩,前往哈布斯堡王朝首都維也納拜候莫札特。在宴會上,貝多芬即興改編莫札特的作品,令莫札特刮目相看。「你們好好留意他,有一天他會在這世界留下不朽之名!」,莫札特這樣跟在場的賓客說。

然而,貝多芬的音樂事業,並不純然是才華使然,社會和家庭的背景同樣關鍵。須知道,在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絕少有自由身的音樂家。從巴洛克到古典音樂時代,音樂家都是由宮廷貴族或者教會所贊助(patronage),因此為了使家族能延續這高尚的職位,通常都會透過家庭教育來確保子承父業。例如巴哈的家族便是數代以音樂為生,莫札特父親也是宮廷樂手,貝多芬的父親和祖父亦不例外。因此,貝多芬自小便接受父親極為嚴苛的家教,以便將其訓練成才。貝多芬也希望其侄兒卡爾能繼承家業,繼續以音樂為生,只是最終卻逼得卡爾自殺收場,這是後話。

耳疾反帶來無限可能

除去樂聖的光環,貝多芬更像個悲劇英雄,恰如那些古希臘悲劇的主角,一生與命運對抗。他十七歲喪母,父親頓成鰥夫,終日借酒消愁,年輕的貝多芬不得不承擔起照顧全家老少的責任。雖然作過多首情意綿綿的樂曲,卻沒法跟情人終成眷屬。身為一個偉大的作曲家和鋼琴家,卻很早便患上耳疾,逐漸失去聽覺,以致他得早早結束演奏的生涯。雖然如此,但Craig提醒我們,一流的作曲家不一定需要聽見音樂才能作曲,例如莫札特也能單純憑着樂感而創作,無需要鋼琴協助,貝多芬也是如此。因此,他才能在聽覺日漸變差時,譜出一首又一首迴盪天地的動人樂章。

在新作《不為人知的天才習慣》(The Hidden Habits of Genius)中,Craig進一步探問殘疾和創意的關係。今人或認為殘障沒有絲毫意義,完全是上天對人的折磨,但他發現到或者事情比想像中微妙。以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為例,他也同樣受耳疾所害,最後差不多雙耳全聾。但是在愛迪生的千百樣發明中,其中最重要的如留聲機、有聲電影、電話等技術改良,都是跟聲音傳播和儲存有關,這或許跟其聽覺的缺陷不無關係。貝多芬的交響樂隨着其耳疾惡化而變得愈發宏大壯美,也未必無因,倘若當時醫療技術足以把他治癒,可能其創作風格都會大為不同。有時身體上的缺陷,反而會驅使人更勇於以不同方式克服,創造出更加偉大的成就。

音樂與為人 天使與魔鬼

貝多芬的為人跟其音樂,有着極大的落差,恍如天使和魔鬼,並存在他的靈魂深處。貝多芬的音樂,往往充滿了細膩的情感,嚮往人性,追求博愛,這些精神在貝九可謂體現得淋漓盡致。在合唱的部分,合唱團歡欣地唱着,「億萬生靈們,且簇擁在一起!讓此擁吻將全世界團聚在一起……我們如凝如醉踏入這神聖的殿堂,你的魔力會把它們重新連接,那些無情地被分割的一切,所有的人們都成為兄弟!」

然而,貝多芬的真人可不是那麼可愛,甚至可說是可憎至極,若你不幸成為他的親朋,那難言是一件幸福的事。他喜怒無常,脾氣暴躁,行為也極其怪異,一頭散亂的白髮,時常不整的衣衫,成為後世理解「天才」的例牌形象。雖然他曾受不少貴族如洛布科維茨親王(Prince Lobkowitz)等人的慷慨資助,卻對貴族毫不留情。根據同代作曲家車爾尼(Carl Czerny)的記載,貝多芬曾禁不住對貴族們反唇譏諷,「你們都是蠢人,誰能跟這些寵壞了的大小孩一同生活!」另一次拒絕邀請時更擱下一句,「你能當上王室成員,不過是因為你的出生;我卻是自己一手一腳打拼出來。往後還會有千千萬萬個親王,貝多芬卻只得一個!」

追求純粹的形式美學

對於人情世故的不敏感,連帶着重音樂情節和敘事的演唱作品也不被貝多芬重視。以歌劇為例,這種音樂類型自中世紀後期已經很受歡迎,意大利的蒙特威爾第(Claudio Monteverdi)、德國的韓德爾(George Frideric Handel)、英國的珀塞爾(Henry Purcell)都是出色的先驅者,貝多芬一直十分膜拜的莫札特,更是歌劇創作等身,《費加洛的婚禮》、《唐喬凡尼》、《魔笛》都是極為經典的作品。貝多芬近六十年的人生,創作了超過七百首作品,卻僅得一齣歌劇《費德里奧》。相反,他的音樂追求着純粹的形式美學,近乎把音樂作為傳遞資訊的作用盡然淡化,留下純然不帶目的的美。純美得如此極致,自然預示着下世代的反撲巨浪,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風行的標題音樂或者交響詩,無不向着以樂敘事的另一端擺盪。只是從舒伯特到馬勒,貝多芬的影子依然無處不在。

革命之風 嚮往共和精神

貝多芬的古典音樂,看似是二百年前的作品,卻又在當世不斷重現,產生新的意義,彷彿其音樂從未遠去。單看看二十世紀的下半葉,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學生在抗爭中播放的歌曲便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同年,柏林圍牆倒下,東西德重新統一,美國傳奇指揮家Leonard Bernstein的聖誕音樂會上,把貝九的歌詞從《歡樂頌》改為《自由頌》,以慶祝東德重獲自由,成為一時佳話。歐盟如今的「國歌」,同樣也是這首貝多芬交響樂。

貝多芬音樂歷久常新,自然是來自其性格分明的反叛精神,力求創新。在政治上,貝多芬對於法國共和革命理想的追求,大概無人會質疑,尤其在拿破崙稱帝後,他憤而刪去貝三樂譜的封面上拿破崙的名字 。1815年拿破崙戰敗後,歐洲戰勝國在維也納召開會議期間,貝多芬同樣獲邀公演其新作《威靈頓的勝利》管弦樂樂曲。如此鮮明的政治立場,足見他對法蘭西帝國的厭惡,對共和精神的渴求,希望平等、自由、博愛能體現在人間。

政治上的革命觀,跟他深受早期浪漫主義的文化風氣影響是分不開的。貝多芬自幼的家庭教育便是浸淫在啟蒙思想中,年輕時便已接觸過康德的哲學、歌德的詩歌,或者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著作,這些文化哲學界巨人,對專制政權充滿批判,對理性或者全人發展的美學觀十分高舉,同時對田園生活充滿遐想。貝多芬成長的價值觀和世界觀,無疑是在這些文藝思想中孕育出來,其中對其影響至大的可算是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和施耐德(Eulogius Schneider)。

舊作新意義 啟迪眾生

席勒作為歌德同時期的著名詩人作家,對貝多芬的影響不言而喻,唯一一首有合唱部分的交響樂貝九,所採用的歌詞正是來自席勒的詩作《歡樂頌》(An die Freude)。席勒的美學觀、對革命和人性理想的追求,都深深地影響着貝多芬那一輩的左傾藝術家和思想家。另一位施耐德,則是生活在波恩地區的學者和方濟會修士,年輕的貝多芬也是其學生之一。施耐德極為崇拜法國啟蒙思想家如盧梭或者伏爾泰,並且在詩作中不斷歌頌法國大革命,例如一首名為《巴士底監獄的塌陷》(Auf die Zerstörung der Bastille)的詩歌,便不斷高舉自由、友愛等大革命的精神,讓貝多芬深受感動,後來在創作上也以相關主題入歌。

「音樂有着比一切智慧和哲學更崇高的啟示」(Musik [ist] höhere Offenbarung [...] als alle Weisheit und Philosophie.),貝多芬的音樂,在今天以至於遙遠的未來,仍將不斷澆灌和啟迪眾生。

文˙ 李宇森

{圖 } 李宇森、網上圖片

{美術 } 張欲琪、胡春煌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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