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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達人}馬麗華 七一吧見證我城興衰

【明報專訊】老闆娘馬麗華(Grace)在七一吧門前從容地叼着煙,臉上沒一絲愁苦。看見記者來到,興高采烈說,來來來,有生意!推介喝什麼?「Pilsner係好㗎!」幾個月前新引進的捷克啤酒,酒商開出免費兩個月的優厚條件,怎料到七一吧突然宣告結業。

七一吧與它的前身六四吧都是香港的傳奇空間,在金融地帶開闢一隅讓人醉生夢死,那裏有不同背景的群體慢慢凝聚,輕談闊論着民生政治、文化藝術。Grace在這裏過了她的半生,與酒客們一同見證我城的繁盛興衰。

結業:地產食晒港人血汗

訪問前一晚,Grace所認識最頂尖的音樂人幾乎全都趕來了。有人邊唱邊彈,有人連笨重的低音大提琴也專程拖來了,整夜即興奏樂。顧及限聚措施,這班老友分流到外面的公園抽煙,來來往往,輪流把樂聲填滿一室,其他客人擠不進,也默契地找到自己的位置——酒吧外的公園總零零散散站着捧着酒杯的客人,自得其樂。Grace憶說開心到不得了,也有少少作為老闆的擔心——酒吧曾被附近民居投訴聲浪過大,更因此在續牌時被限制營業至十二時。

酒吧天花垂下的牛油紙燈籠是Grace的藝術家朋友所做,順時逆時交替旋轉,她說初來時有些人覺得它像被砍下了頭的蝙蝠,「人看到什麼東西,視乎周遭環境和當時你的情緒」。酒吧裏還有劉掬色把香港的璀璨夜景拉進來,旁邊那整幅牆上的畫則是出自黃仁逵手筆。橙黃色主調為七一吧定下了別於普遍冷峻酒吧的溫暖基調。畫的意象豐饒,Grace從沒查問原意,當朋友看到裏面有人在煮飯的溫馨場面,她看到的則是一個人戴着頭盔,遠方有飛禽重重壓在大廈頂。她說飛禽於她,象徵着一個把一切壓制的政權,是隻怪獸,說時忍不住用「賤」來形容。

七一吧前身的六四吧,二○○四年因為業主賣盤、新業主加租一倍被迫結業。貪平找到上環山上僻靜的一角重開,Grace記得二○○五年搬進來時,附近未見畫廊群聚,更別說食肆進駐。荷李活道一帶都是黑壓壓,大部分把閘門拉上做貨倉,七一吧前方還是一片被鐵絲網攔住的爛地。因為陰涼,許多野貓流連,留下大把貓屎,也是人們棄養兔子之地。當年這一塊只有四個舖位,「我周圍問過,他們六千蚊租。業主一聽到做酒吧,萬四蚊,四年死約三年生約,好辣」。結果在二○二○年,七一吧還是走上了六四吧的同一條末路,業主疫情下分文不減,「唔知什麼人慫恿他要加到二○一九年頭的租金,叫我月尾畀番間舖佢。我今次終於扯火喇,多謝佢。租了十五年喇」。她說,一直以來,都是地產食晒香港人的血汗。

六四吧:起點:關心社會 順其自然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Grace一星期去了三次維園,餘下發生的血腥鎮壓她從沒料到會發生,回想時也坦白承認,居住荃灣的她要不是在中環上班,當年也未必會如此頻繁地出席集會。她喜歡「上善若水」的說法,認為好多事她都只是順其自然,例如十六歲時為了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她第一次走上街,由姐姐帶着她,不為什麼反殖概念,「為什麼我對當時殖民政府反感?我是筆直地想一件事而已,點解中國人不能用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呢」。接下來,便有人找她一起參加學聯中學生保釣小組,「這樣開始了,我矇查查的,通常見到什麼不妥,幫到手就幫啦,曬吓人頭咁」。

位於蘭桂坊小巷榮華里的六四吧,多年來連繫着本地社運、傳媒人和文化藝術工作者,這與它的老闆背景相關。六四吧大半股東都是《70年代雙周刊》的成員,在Grace眼中那是當年最前衛的青年組織。「我就好附屬的,我是當時我老公的老婆。」因被認為「橫掂在附近上班」,當年酒都不懂叫的她被叫了過去幫忙,名義上到酒吧打點一下行政,結果「洗杯洗到死」,無牌經營了一段時間後被票控,她才知道原來要申請酒牌、小食牌。

後六四的平淡與傷痛

有說六四吧取名自八個股東每人夾八萬的總和,酒吧開立在六四乍過的一九九○年,不論如何陳述,也無改名字的沉重,因此有些人望門卻步,「有個朋友講過不會上去,因為個名,我都明白」。「我想那不是一兩年就可以過到的一個關」。那一年,六四吧每晚都有一群固定客人——攝影記者。來久了,自言怕生的Grace才敢走過去。聊着聊着,才知他們一直對六四的血腥場面無法釋懷,壓力很大。

有些人的生活徹底改變了,大多數的人似乎生活依舊。此城的人們回復庸碌生活,那年的Grace也一樣,日間在萬邦行的醫務診所上班,晚上就到酒吧幫忙。在那裏,酒保為了飯碗本能地排斥她,想學調酒,就被人推出酒吧外。她勸喻客人不要在此猜枚,酒保便捉住她雙手說,「唔使咁啦Grace」。不久後,Grace更經歷離婚,自己搬到酒吧樓上,每天重複着上下班的輪迴,也開始喝酒,偶爾喝到爛醉。

只是六四吧裏,偶然有人唱起《血染的風采》,每一次,她都止不住痛哭,傷口原來一直沒有撫平,「我的眼淚就流到停不到。有次Alan(客人)走埋來咬我一下,我大叫。他講了一句,係痛㗎嘛」。Grace一說起,眼裏泛起了一抹波光,直至她伸手去擦,才知那到底是淚。

每年六四,酒吧的氣氛都比平常沉寂,一些人在燭光晚會後會來聚會,酒吧會把當晚收益捐給天安門母親。Grace想起其中一年,六四吧請來了一位韓國行為藝術家表演,他手中緊握着青檸,榨出一滴又一滴汁液,抬頭滴進自己眼裏,再把青檸傳給其他人,邀請大家輪流幫忙。那時Grace縮手迴避,「我說不行,我做不到」。說起往事,Grace呼了一口長氣,說唔得喇,便再走到外頭抽煙。

歌舞昇平 走上軌道

「酒吧生意好了,我便更少回家,也感到這是藉口,真不知怎樣面對兩個孩子。那時候口頭說關心政治,但實際上看見樓塌人死,便會很不快樂,日常的新聞也不想看。」Grace從吧枱旁的一疊CD裏抽出一隻送我,上面寫着「邊飲邊看 Cheers 1998」,是她當年特地為六四吧編劇及執導的紀錄片。她以第一身重演六四吧的始末,時而以獨白交代當刻心情。

「現在看回頭,才知道那段時間我抑鬱,還哪有時間感受出面的事呢?」六四吧從初期每星期一桶生啤都賣不完,漸漸上軌道。酒吧與我城氣息相連,困在裏頭的Grace在個人的漩渦中仍能隱約感到回歸前後,香港人的生活氣息,「我想,(那個年代)生活本身不是咁吃重」。早年,姐姐去上台灣文學課,她迷迷糊糊也跟去,認識了在外國讀完博士回港大教書的也斯。記得有一段時間,也斯久不久會帶朋友到六四吧,大家安安靜靜的坐上一整晚,「一張枱就可以傾好耐,有一句沒一句。他在專欄也寫過,酒吧裏,認真地做着不認真的事情」。各樣的群體在六四吧裏慢慢凝聚——《大拇指》一班文藝朋友老友至今;醫護朋友來到酒吧,做過姑娘的Grace也搭得上嘴;弟弟搞電影,許多同行會上去聚腳;前夫仰止在傳媒界打滾,做過《新報》後來又去《蘋果》、《明周》,前老闆龍景昌和編劇陳翹英都是酒吧股東,六四吧更少不了行家。各行各業,啱傾就會坐埋一枱。

七一吧:酒吧像客廳 「媽媽牌」桂圓茶

常去七一吧的朋友告訴我,覺得Grace像一個媽媽,一次酒醉後羞恥地嘔吐,收舖後不急着走的她悉心照料。七一吧的熟客許多都形容七一吧像客廳,Grace卻說從來只想大家放工有個位唞吓氣。見到客人來到,臨別依依,Grace的問候語是「welcome home」,這是好些客人告訴她的感覺,「話好舒服,老外特別多。他們離鄉別井,來到傾吓,覺得可以融入香港」。Grace看來真的不熟行情,竟問起記者出面的酒吧是不是全部都好黑,「啲人去開吧就嫌我們呢度光得滯。黑啲,個個咪靚仔靚女啲!」七一吧的燈光說不上刺眼,但一切在家居般柔黃的燈光下都誠實呈現,有客人就曾跟Grace笑言,「One night stand,never in Club 71」。

七一吧若給人客廳的感覺,Grace其實很難稱得上無辜——朋友告訴我,不想喝酒的晚上來到七一吧,他有時會點一杯桂圓茶。Grace從記者口中聽見這餐牌上的隱藏選項,笑笑招認,暗號是「KYT」,即是Kwai Yuen Tea(桂圓茶)。以為是瓶裝糖漿開水,Grace瞪眼說這是自家製的,有粒粒桂圓,還有一個「中藥包包」,裝有丁香、杞子和剪成小片的桂皮,「加埋就溫和,有個老外我介紹他飲,他剛剛傷風感冒,飲完返來好番晒!」

訪問當晚,有酒客來跟Grace道別,一些人給她擁抱,一些在結帳離去前瀟灑向她揚揚手,Grace總是不厭其煩地重複說着,餘下這半個月,自己每天都會在。

來七一吧喝酒的,有一些是六四吧舊客,偶然也有生客摸路上來。訪問尾聲,一個小男生帶着他兩個朋友來到,眼見滿座,怯生生地站在門口良久。Grace見狀,便從我對座溜開,搓着雙手親自安排讓座,三個小男生最終便一字排開,坐到了吧枱位置,與酒保對視,有點尷尬。Grace便拿起一塊從遊行中撿回來、寫着「年輕人,我撐你」的紙牌與他們打招呼。

二○一四年的雨傘運動是一代年輕人的政治啟蒙。Grace當年幾乎每晚收舖後都會走到金鐘政總外看看坐坐,「他們(店員)知道我心掛掛,會同我講,走啦事頭婆」。人群中,她有時會遇到準備過夜的熟客,「有個不知幾開心,話𠵱家可以行番工,不止一個!」

雨傘時期陪伴年輕人

傘後的消沉與憤怒,Grace回想時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一時間也說不清。只記得當時有一些港獨支持者,情緒背後沒什麼定位,只管站在道德高地,「記得其中有一個,我見他行來行去,好似想搵人講嘢咁,又唔係好出聲」。Grace趨近、聆聽,告訴他人生唔係咁簡單,給自己時間沉澱。她覺得當人樹敵,不斷大力攻擊對方,到頭來只是給它能量打番轉頭,便問他,「有朝一日,如果你們有機會掌權,會跟現在共產黨有咩分別?」迷失的少年竟點點頭。

七一吧也容納過另一些迷失的年輕人。臨近清場的日子,金鐘只剩下三兩帳篷,偶然到場的Grace認識了幾個留守的人,知道他們沒事做,便把他們帶回酒吧,「說自己偶然在其他酒吧炒吓散,其實唔係咁熟手㗎!」說起依然沒好氣,「有讓他們學調酒,不過洗杯成日洗唔乾淨,做開的員工就成日話我縱壞他們」。傘後那一年,七一吧的生意奇好,熟客喝得開懷,告訴Grace,這裏多了好多年輕人,玩得好開心。這些短暫停留的青年後來相繼因事辭去或被辭去,Grace也嘗試打聽他們的近况,知道一個仍在摸索前路,另一個卻銷聲匿迹了,「我猜他應該是監獄常客,當時打甩了三單case。有天我接到電話,他已經入冊,我去探他,問他做了什麼,他說覺得因為實在太生氣,用磚頭扔警署」。

Grace回想,這三十年來,搞酒吧最大的回報就是讓她學習做聆聽者,覺得是當下香港每個人都要好好去學的事,「live and let live, and stand by。別人不開心,有能力你就陪在身邊。看到很多酒客就是,人哋唔開心,佢就教佢點做人」。

移民:九七與反修例後 沒有誰比誰迫切

傘運無疾而終,最終衍生嚴重的分裂和不信任,眼見制度崩壞、自由收窄,Grace認識許多勇敢站出來的人之後堅持留守,卻在反修例運動後動身離開。臨別前,有些人特地來到七一吧搞派對,讓她想起九七前後,類似的場景也偶然在酒吧發生。

六四後移民再回流

八九年在電視上親眼目睹了六四鎮壓,與許多同代香港人一樣,想及下一代,Grace終於把之前家人塞給她的移民表格慎重地拿出來,「離婚前,我跟我前夫都有個共同想法——我啲仔女扔石頭,我們不想;他們不扔,我們也不想,好矛盾吧」。幾年後,當局批出到彼國報到的期限,Grace想了想,選擇了五月十九日,「你記得是什麼日子嗎?是北京宣布戒嚴那一天(註: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凌晨,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戒嚴)」。落戶安頓後,Grace好長一段時間找不到工作,基於經濟考慮,最終決定獨自回港掙錢。回來接手六四吧,迎接的卻是更多因回歸的離別。「有些人走,我覺得是香港的損失。」到酒吧搞歡送的,大多是外國人,不管是選擇回鄉還是到別國發展,許多都帶着失意,「其中一樣是project少了,有一個客人做斜坡的,要走是因為不再assign給他們的『英文人公司』」。另一人是記者,雖在香港土生土長,卻被當年新華社職員排斥,「忘了她要申請什麼,啲人直情鬧佢,話過了九七你就無碇企喇。她真的好upset」。

當年離開的人似乎走得相對輕盈,Grace卻認為今與昔,沒有誰比誰迫切,「好難咁講的,那時中共開槍,感覺我覺得都一樣的」。她也不覺得離開是壞事,去到哪裏,做人就是做人,「好多事都是常識,比如警暴就點都不對,看着差人打人,還是不能答我一句這是警暴嗎?我問,yes or no,你看不看到?有人還是不肯答我」。

退休大把嘢做

經年結伴而走,始於紀念二○○三年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吧會重開嗎,她說自己要留點錢做退休金,店長她們卻好像有意另覓地方,「到時請我做嘢囉,請我來坐吓,營運上她們已經好掂」。退休後她首要養好多年來過勞的身體,尤其雙腿的關節,「我不用打發時間,我大把嘢做!」說聽吓KOL,玩吓sudoku(數獨)減壓,課金訂閱Patreon預計又會花一大筆,會看想看的書,便問記者最近在讀什麼,反過來給我推介音樂,「我對音樂的認識近乎零,聽來聽去都是梅艷芳。最近聽吓MC仁,好正!你快啲睇吓佢,好多粗口!他是個好豐富的人,什麼都覺得好玩的!」眼前這位滿頭花白的老闆娘,邊說邊雙眼滾滾。

文˙ 潘曉彤

{圖 } 黃志東

{美術 } 張欲琪

{編輯 } 林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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