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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情上面:香港重傷 民間自救

【明報專訊】上周談到,去年底,哈佛醫學院舉辦講座,Thomas Hübl主講完畢,問答環節第一問,就是香港的集體創傷,現在進行式,傷口今天仍在淌血。Hübl直接回應:一、愈早處理,愈能減輕後遺症的殺傷力。二、促進溝通,表述創傷,建立一個互相扶持的社群。三、執善固執,持守信念,從自身的信仰鞏固精神力量。

Hübl是個Mytic,不時用neuroscience的科學語言,但他的學說頗玄,很難驗證,例如他認為,我們都誕生於集體創傷之中,看世情、見世身,早已有創傷的視角。德國的後生仔,沒有經歷納粹罪行,也可以出現創傷後的壓力症狀。Hübl講到似層層,我不想走進玄學的迷陣,他回應「港傷」的三點,我希望用較為傳統的社會心理學作出解釋。香港公民社會活躍,應可盡早回應「港傷」,愈早就愈能防止創傷僵化而成病態。

周前旺角衝突,警察要求眾多記者蹲下。他們毫無反抗之力,警員卻狂噴胡椒水。在現場的朋友,合法採訪,規行距步,竟要蹲下被直噴面部,還要忍痛忍罵,氣頂大半小時之久。記者被放行後,在街頭兜圈慢行,口中念念有詞,卻忘記了當時為什麼失常兜圈,事後還發了幾晚噩夢。

這個記者同工,可以在同事之間分擔創傷後的壓力,也可在社交媒體分享感受而得到共鳴。然而在公共空間,我們所面對的,是另一個語言暴力的戰場。林鄭說香港沒有警暴,中央強調黑暴種下恐怖主義禍根,警察說他們運用的武力適當,止暴制亂,天經地義。但政權陳述的故事,與受暴者的經驗截然不同。警察明明虐待記者,違反人道,還自稱勇毅忠誠,傷害記者是為了控制場面。自圓其說,其實是在創傷之上,加上一層死死實實的鹽巴,「乸」到飛起,痛上加恨,受害人仲要食你隻死貓,真係哽唔落。而比起穿頭爆眼,這個警暴小插曲,只是集體創傷的一個很小的傷口。

建民間社會 保存港傷故事

上周談到,「港傷」的殺傷力普及而廣泛,世界上案例甚多,愛爾蘭、巴勒斯坦、東帝汶等,都有遠比香港慘烈的傷亡及巨大的社會變化。今天香港重傷,在你眼前一天一天展現,大家幾乎可以感受傷口如何漸漸深入社會肌理,並目擊受害群體的身心變化,由激動、沮喪、無助、疲累,最後滑進情緒病態之中。此時此刻,了解、掌握和討論什麼是創傷,了解其性質與後果,知道得愈早愈好。多討論,多分享,可快一點建立一個Trauma-informed 的民間社會。政府不承認、不面對,粗暴地以片面「真相」掩藏港傷。政府不做,民間可以做。翻查世界上其他案例,往往就是當下的政權製造創傷,然後否認創傷。慘痛的故事,要靠民間迂迴曲折的方法,療癒、表述、一代傳一代,銘記歷史教訓。

事態發展至今,港人必須面對一個殘酷現實:當監警報告出爐,梁定邦話:唔信警方信邊個呢!林鄭宣告「香港真相」,真相係,沒有警暴,只有黑暴。她明確表示不會獨立調查。警暴變本加厲,警方發言人指鹿為馬。中共以及特首高官,拒真相於千里之外,真相永久封存,唔准調查,唔可以提、唔可以講。2019年開始、至今不止的港傷,可以講嘅係:警隊忠誠勇毅,止暴制亂,此乃鐵一樣的官方定調。公共醫療系統不會調配資源處理創傷,主流教育及社福機構亦忌諱不談。在此困局,如何建立一個創傷自覺的民間社會?

普及創傷認知 動搖社會價值

第一步是普及的創傷認知(Trauma-informed awareness)。集體創傷動搖社會價值的根基,身心受創、人命傷亡之外,亦引起身分危機,改變集體記憶,衝擊既有的社群界線,翻天覆地,一再追問:我們是誰?社會如何走下去?倖存者如何生活下去?

從文獻所見,施暴社群面對嚴峻的道德危機,不離以下幾種對策:否認創傷,掩藏真相,淡化罪行。當事件告一段落之後,用盡方法改變集體記憶。當事件已成隔代歷史,施暴社群(十年後的香港警察),會企圖切斷歷史的連繫,2019的施暴者被凍結於檔案。

歷史中亦有成功「解結」的例子,如南非、南韓、愛爾蘭,重現真相,施暴者承擔責任,公開道歉後得到特赦。南非的曼德拉,不站在施暴與受暴的任何一方,而是為整個南非的將來努力斡旋。成功得來不易,而且是在社會飽經苦難的多年之後。香港呢?今天的苦難只是開始,真相封存,我們須面對冤案不解的漫長煎熬。

第一件可做的事:在官方版本以外,建立民間門路,彼此表述創傷故事、分擔沉積不散的痛傷。民間的表述空間十分重要。當創傷愈沉愈深,深到一個程度而麻木無感,absence of emotion,洶湧的情緒消失了,或錯亂了,以扭曲的方式爆出來。風吹草動,馬上反應,但反應往往是錯亂的:遷怒於人,小小刺激大動干戈;或無端愁眉不展,心悸手震有如驚弓之鳥。早一點有個安全的環境,把創傷經歷描述、覆述、修正,可以紓緩情緒瘀塞的病態發展。

創造空間讓受害者說故事

我們不能單靠正統的臨牀心理輔導及精神病治療,除了費用昂貴之外,受害者對社會建制亦失去信任。民間可以動手自救:媒體的深度訪談、社區的分享會、各種沙龍群組,在工作及朋儕圈子,在日常生活,也可以更敏感體察有創傷迹象的朋友。這也是文首Thomas Hübl的建議,就是創造互相表述的社群空間。如果我們用social representation的角度去理解,就會明白「說故事」的重要性。香港集體創傷裏面,警察與市民,權力/暴力/武力不對等,創傷之中,強權犯下罪惡較多,勇武的暴力罪行較弱。有罪惡感就有強烈的動機去掩藏,而掩藏必須靠有利於自己的representation。所以記憶、表述、故事,都是一場有血有淚的角力。民間若能創造空間,讓受創、受虐者抒發他們的故事,能夠減輕創傷「病變」的嚴重性。

香港本來是個功利社會,一下子變成創傷社會。功利社會需要效率與回報;創傷社會需要心靈觸覺與同理心。各種靜觀、默想、靈修、藝術治療、生死教育,都是回應集體創傷的有效方法。這些不是坊間所說的心靈雞湯。我自己所體驗這個spiritual turn,目的是深度連繫自己內心的感受,寬容接納自己,接納苦難,一步一步走下去。

本欄寫過不少生命自覺的案例,大家可以重溫過去一年的文章。當愈來愈多人訓練自己的心靈觸覺,對社會整體創傷會有穩定作用。Hübl經常在創傷社會(如巴勒斯坦)舉辦分享會,三、四十人的小組裏,一半是受創者,另一半是有靜觀經驗的「修行者」。當大家分享暴力故事,傷痛的激烈情緒,會被安定的聆聽者吸收、消化,變得平靜下來。反過來,如果受傷者互相「放負」,受創社群也會激化一種「competitive victimhood」,彼此競爭對創傷的詮釋,並且不認同對方提倡的求生對策,社群分裂之後再分裂,認同碎片化,削弱共同的安全網。在一些案例中,集體控訴會僵化而成post-traumatic worldview——高度警覺、強迫性的危機感、仇恨概括化、漠視敵對社群的任何善意,對方任何批評,均視為惡意挑釁。

創傷之後 有新的信念價值

所以,活於香港今天這個創傷社會,多一點靜觀、多一點自覺、多一點同理心,香港就多一份復原的力量;一方面減輕激進/排他的「後創傷世界觀」,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創傷轉化為精神力量。以色列社會心理學家Gilad Hirschberger,長年研究社群如何在創傷之後,創造新的共同信念與身分價值。他指出多層面的意義創造:一、巨大威脅激發社群生存下去的意志及新規範;二、創傷觸發創作,新的文化象徵系統慢慢形成;三、新冒起的「集體我」跨代承傳;四、苦難令社群孕育一種強烈的時代意義,拒絕忘記集體記憶;身分之所繫,來自於創傷的源頭;五、經過時代的洗禮,創傷成為社群認同的核心事件,改變了社群中人如何理解自身與社會環境。

香港面對大苦難,也開始經歷上述這些文化重構的過程。翻開歷史,大苦難都是人性大觀園。你會看見自私、自保、出賣、驕妄、暴虐、欺壓、赤裸的暴力與謊言。你也會親身經歷人性的磨練、正義的堅持、無私的關愛、平凡生活裏不平凡的善良。

文//馬傑偉

編輯//劉家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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