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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徒行傳:殺題臭老九 民粹DSE

【明報專訊】今年中學文憑試開考,以世界歷史為學習對象的歷史科就鬧出風波。考生被問是否同意「1900-19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影響利多於弊」惹來抨擊。左派團體連番發炮,親中媒體更抽出個別考評局成員作人身攻擊,教育局長楊潤雄更史無前例地要求考評局取消該考題,大陸新華社更連隨作出指導性的評論,說要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攻擊香港當下教育系統「藏污納垢、荼毒學生、危害社會」。這場針對香港教育界的「反右」運動其實早有預謀,劇本早已寫就,演出者也毫無掩飾。如果涉事的應考學生還是讀不懂那段上百年前錯綜複雜的過去,這場風暴卻已無情地把他們推上發生在當下的歷史舞台,情境比書本上讀出來的還要觸目驚心。

歷史問題涉及價值、利益、立場和情感,爭議無可避免。教育的目的,本在乎教導學生如何明辨是非,提高獨立思考能力,將不同價值、利益、立場和情感之間的衝突,化為可以訴諸理性討論、不斷反思的問題。歷史科是人文學科的核心,其存在價值正在於從錯綜複雜的人類生活經驗中,提取可供不斷反思和探究的題旨,以便展開討論。一個社會的公民,能夠習慣於說理和討論,方是一個社會文明水平的顯現。歷史教育之所以對提升文明水平起重要作用,是因為它能讓學子們一步一步從處理歷史資料和各種不同歷史論述的對辯張力中間,掌握思辯能力,在反覆思量中逐漸靠近真理,而非獨斷地以為真理是現成的、在手的。以為可以獨斷地認為「真理已在我手」的心態,是違反教育本義,只會助長盲從附和的風氣。

東洋史觀活生生地存在

就以近代日中關係而論,以中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史觀和日本人的「東洋史觀」之間,明顯存在着重大差異。這次出現爭議的考題,所處理的其實正好就是日本「東洋史觀」下對近代日中關係的一種很平常的理解。姑勿論「中國人」對這種史觀同意還是不同意、反感還是不反感,它都是活生生在現實世界存在的一種史觀。一方面它仍然存在於國際學術界,另一方面也活躍於各種文化與政治的表達和想像之中。

如果一個讀世界史的學生對於世界上存在着這一種史觀毫無認知,不能加以識辯,又如何擴闊學生的世界視野?例如當有日本人向你陳述這些觀點時,我們的歷史學生是否只能無言以對,回罵一句「小日本」?

更進一步來說,就算你是要站穩「中國人」的立場,把近代日中關係看成除了侵略之外仍只是侵略,也斷不能使「中國人學生」除了否認、迴避、憤怒之外,卻沒有任何認識和思辯能力去反駁這套「東洋史觀」。

用今天中國通行的術語來說,無力反駁這些有問題的觀點,正正就是削弱着中國學生在「話語權」之爭上的實力。今次招來爭議的考題,正好是要求考生們運用所學,對這套東洋史觀加以反駁,從而通透明白它的強項和弱點在哪裏,增進學生論辯和獨立思考的能力。除非你認為,今天要當一個中國人,壓根兒就不需要什麼獨立思考,也不要有什麼論辯和反駁那怕是歪論的能力,那自當別論。

鼓吹只能背誦的愚民史觀

不過,可悲的是,今天那些認為在這些問題上並不存在「爭論空間」的人,卻實質地像毛主席所說的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他們鼓吹着一種「歷史真理只能背誦,不能辯論」的「愚民史觀」。這些愚民學生根本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風,於是只能為他們灌輸「政治正確」的「弟子規」。對他們來說,辯論只不過是知識精英的遊戲,學生們只會被那些知識精英們(例如由他們的老師、那些纂寫試題的出卷人員等所「誤導」),於是教育的目標不在於教曉他們去反駁不是「常識」的說法,而是視而不見——不能談論,已有定案,思考就是罪名。因為對他們來說,教育的目標只在於愚民,理性只是在搞亂人們的思想。

這些愚民教育的掌舵人所相信的其實是「教條主義史學」,宣稱「有些歷史事件不可以開放討論」,其實就是把他們心中的「歷史」立場當作宗教教條,讓學子們不加思索就把意識形態當作真理,只准許朝拜,不准許研討。不過,不幸的是,香港教育局突然高調採取的這種「反智」、「反啟蒙」的史學立場,但卻從來沒有公布過什麼是不可討論的歷史禁區,好讓老師和學生們都清楚,什麼是課綱之上另有一個「隱蔽的課綱」(hidden syllabus)。一種沒有可預知性、沒有透明度的課綱和考核作業,等同於把整個教育系統的公信度拿來開玩笑,也是把莘莘學子的青春與學習熱情來開玩笑。

史觀分歧課綱爭議 日韓台皆有

平情而論,由於史觀的分歧而令課綱的爭議不斷產生並非稀有的事,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台灣均曾發生激烈的角力。不過,像香港一樣由考試的試題引發的「大批判」實在十分罕有。參加這場「大批判」的積極分子拿着試卷中的一個分題大做文章,指稱試題所列的參考資料偏頗,會誘導考生同意論題。這種「上綱上線」的「批鬥式邏輯」既混淆了「考試」和「民意調查」的區別,也嚴重地把課堂上的「教與學」與「考試」割裂開來。

要知道,學科的考題並非要求考生表達一個只有有限選擇項目的意見就完了,而是要「充分解釋」他們「同意」或「不同意」的理由。學生在課堂上熟習課綱內容所閱讀的資料,自然「解釋」得合理有據,若學生只能臨時抄寫試題列舉的資料穿鑿附會,自然暴露出考生根本沒有「溫書」,評分自然低下,甚至不及格。所以,如果你真的關心這歷史科的教書內容有沒有產生不良或不可欲的「教學效果」,要檢討的是整個教與學的過程,當中是否會荒謬到把日本侵華的史實也不教。而考試試題的措辭和列舉的資料會否存在所謂「誤導性」,也只能從細緻研究考生的答案和成績方面作出有數據支持的結論,例如告訴我們回答「同意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考生,成績是較差還是較好。

新教育體制該由外交部統領?

可是,當今政治掛帥的教育局卻是民粹主義優先,知識分子變成「臭老九」。不單不去利用這次引起爭議的試題所得的數據,去研究如何改進教與學,反而在考生已經作答之後,要求考評局廢除試題,毁滅證據,其粗暴、反智、違反教育與評核專業的程度,實在令人咋舌。這樣的行為不單止傷害考生的權益,浪費和踐踏他們對學習和應考所曾付出的精神心血,更加侮辱學生們的智慧。但更壞的是樹立了先例,破壞香港考評制度的聲譽,動搖整個資歷認證體系的基礎。情况的惡劣令人想起「人大」在案件還未開審就先行「釋法」,但其實質卻是大陸電影那種任意而隨機的檢查制度。

筆者認為,中國歷史翻雲覆雨,中外關係亦白雲蒼狗,所以未來香港「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最好由中國外交部統領,因為只有這個部門才能給予「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和尊嚴」最為及時的指示。在過渡期內,香港教育局大抵需要請示大陸的電檢機構,如何制訂一個中國歷史禁區的清單。

文//安徒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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