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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日話題:歷史沒有討論空間?

【明報專訊】日前文憑試歷史科開考,一條「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引來滿城風雨。令人咋舌的是,教育局不但極罕有地譴責考評局,更以題目傷害民族情感為由,要求局方取消該考題。教育局長楊潤雄周五(15日)受訪時更稱:「答案沒有討論空間,只有弊沒有利」,以官僚身分嘗試為歷史問題「蓋棺定論」。筆者讀歷史出身,以歷史為業,楊局長一句「沒有討論空間」,猶如全盤否定筆者乃至其他歷史教育工作者的專業。歷史之所以要討論,正是因為當中充滿爭議,難有定論,因問題有爭議而禁止歷史的討論,是本末倒置,更是扼殺及侮辱了歷史這門學問。本文就與各位討論一下,局長所說的「沒有討論空間」是否真的不能討論。

批評者認為,題目附帶的兩篇資料,均屬於20世紀初的文獻(而題目要求考生作答至1945年),加上資料都是一面倒讚揚日本對中國的貢獻,「資料極為片面,試題具引導性」,因而導致考生作出「日本侵華利多於弊」的偏頗結論。這帶來幾個問題:一,資料為何只集中於早期,忽略後期?二,資料立場為何一面倒?三,題目是否以「日本侵華」為核心?四,日本對中國是有弊無利?

資料確實未能涵蓋題目要求的作答年限,但這是題目設計,有助分辨考生能力的高低。很多人不知道資料題除了要根據資料作答,更要「並就你所知」,援引個人知識作答。一般而言,能力高的考生多能兼備兩者,而能力弱的考生多只能運用其中一項。假若資料已經提供了涵蓋整段時期的文獻,則較難考核考生的個人所知。回歸題目,資料提供了20世紀早期的史料,考生作答個人所知時,便應補充資料的局限,以較後期的史實(如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南京大屠殺等)回答。

事實上,這種把資料集中某時段的出題方法,在文憑試題目已出現過多次,如2015年試卷一第四題,題目問及整個冷戰期間(即1946-1991年),但兩篇資料年份則是1961及1962年;2019年試卷一第一題,題目問及整個20世紀內地中國人與香港華人對中國史事的看法,兩篇資料則同是1919年的文獻。可見,這種出題模式一直行之有效,歷史學者、老師、考生在過去亦未有就此提出任何質疑,為何唯獨今年這條題目變成極為片面?令人不禁懷疑楊局長說法無力。

資料立場真的一面倒?

資料表面上都是日本對中國有利的論點,但若讀者有看過題目,可能也會發現資料存在不同意的論點。為此,本文節錄相關資料,讓讀者一同分析:

「三井洋行代漢冶萍公司備款日金二百五十萬元,借與民國政府……

二、借款以大冶鐵礦作抵。所有兌換匯水(題目按:按匯款金額所收的服務費),均由三井洋行自定。

三、以上借款以一年為期,周年七厘行息,每半年一付利息」

嘩!這還不是日本以借款為名,控制中國經濟為實?大冶鐵礦是清末時非常重要的鐵礦,產多質優,日本乘機控制鐵礦,又向中國收取高昂利息及自定(即任意)的匯款服務費,這是典型的帝國主義經濟侵略。日本此後常以借款為名,支援北洋軍閥,操控中國內政,這是後話。當然,這個論點對考生要求較高,需有更強的歷史分析能力,才會發現答案。同一篇資料同時具備贊成及反對的論點,並不罕見,這當然又是考核考生能力的方法之一。不過,楊局長及一眾批評者以外行人管內行人,可能又對歷史認識不深,才誤以為資料立場一面倒。如果因為不懂答題,而遷怒於題目,指摘題目出錯,豈非本末倒置?

再者,題目要求考生同時參考資料及個人所知作答,假如只引資料,即使全對,一般都只能得一半分數。正常情况下,考生會綜合資料及史實,再決定立場,若考生看到資料較傾向同意,就選答同意,這實是考生自己「偏頗」,他亦會失去分數,怎能怪罪於試卷本身?反過來說,如果按局長的邏輯,是否要把日本的負面史例,在資料中統統詳列,才可避免資料片面、題目具引導性?

題目以「日本侵華」為核心?

題目字眼明明是問「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請問各位,題目哪裏要求考生討論日本侵華的利弊?但很遺憾,很多批評者連最基本資料都搞錯,曲解題目字眼,捉錯用神。假若「1900-45年間日本對中國」等同「日本侵華」,是否代表這四十五年來日本都在侵略中國?若是,史學界共識的「八年抗戰」(以1937年盧溝橋事變計)或「十四年抗戰」(以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計)是否要改稱「四十五年抗戰」?

這條題目的原意,是為了考核考生是否知道日本對亞洲鄰國(包括中國)的正面及負面影響。有些人偷換概念,質疑是否可以問「納粹大屠殺對猶太人利多於弊」,這是他們以為題目問「日本侵華」,才以「納粹大屠殺」來比喻。事實上,探討一國對另一國影響的題目,十分常見。德法兩國在二戰前屬於宿敵,曾發生過多次戰爭,德軍更殘殺不少法國人,按楊局長邏輯,若探討德國對法國的利弊,是否會嚴重傷害法蘭西民族的感情?

日本對中國是有弊無利?

這段時期,日本對中國所做的事,包括但不限於「侵略」一事,更有其他的舉措。為正視聽,這裏介紹一個著名的正面史例:清末,孫中山為了策劃反清革命,多次前往日本,得到日本人宮崎寅藏、犬養毅的各種援助,孫更於1905年在日本東京成立了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在日本的保護下,孫中山得以把日本作為重要革命基地,成立《民報》,宣傳革命思想,招攬中國留學生成為革命志士,他們歸國後,不少成為清末新軍,在武昌起義推翻清朝中發揮關鍵作用。可見,日本對辛亥革命的成功具有貢獻。當然,聲稱「有弊無利」的楊局長應該不知道這段歷史,才會偏頗地指摘題目偏頗。

有些批評認為,即使日本曾經對中國有正面影響,但是日本侵華血迹斑斑,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令人髮指,無論如何日本都只有弊。按照此說法,毛澤東也曾為中國帶來巨大災難,在他治下,50年代末中國出現了大饑荒,數以千萬計的人餓死,文革時,全國一片混亂,子女告發父母,學生批鬥老師,數千萬知青上山下鄉,喪失學習機會。這樣,毛澤東是否只有過,沒有功?顯然不是。歷史不是非黑即白,往往同時有正有負、有功有過,不能因為有功,而忽視其過,或因有罪而抹殺其貢獻,否則只會流於偏頗。

考評局《歷史科評核大綱》提到:「闡釋及評價歷史證據:徵引史料;分辨史實、見解及判斷;明辨偏見;比較不同史料而作出結論。」歷史科的目的,是讓學生認識基本的史實,掌握各種歷史技能,藉此「通中西之變,成一家之言」。歷史科題目大多屬開放題,沒有既定立場,言之成理即可。德國固是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兇,但題目可以質問:「就導致二戰而言,納粹侵略較綏靖政策更為重要?」(2019年試卷二第四題);孫中山貴為國父,毛澤東更是新中國的締造者,亦能這樣設題:「選取以下一位歷史人物(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討論其對中國發展的影響是否利多於弊。」(2015年試卷二第二題)。

現在楊局長以民族大義為由,聲言某些歷史「沒有討論空間」,更要求取消題目,實為教學劃出大量紅線,令教師人人自危。須知道在高中歷史課程中,很多課題都十分敏感,香港史提及英國殖民統治、中國史提及毛澤東的評價、日本史提及軍國主義,教師以後是否要跟從官方意識形態教學?是否不教日本對中國「有弊無利」,就會被取消教師註冊?歷史科課程涵蓋不同國家及地區,目的是為學生建立廣闊的世界觀,探討歷史時不要受到某一史觀及民族角度所限,題目之所以開放作答,是為了讓學生分析歷史因由,而非背誦指定答案。政府以民族情感等政治理由,強行干涉試卷,只會產生寒蟬效應,違背歷史教育的本意。難道在歷史問題上持其他意見,就是錯誤嗎?這樣學術自由何在呢?教育不應政治化,政府自己還記得嗎?

文//史謙明(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歷史科導師、曾在高考及文憑試歷史科獲得A及5**)

編輯/陳志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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