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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導賞:當「被失蹤」成為常態:阿根廷的骯髒戰爭與五月廣場母親的反抗

【明報專訊】我們很可能聽過「天安門母親」:六四屠城遇害者的母親們團結起來,要求政府徹查事件及公開真相、停止迫害死難者家屬,例如軟禁、打壓他們公開悼念及追究屠城責任的自由等。

而在1977年,阿根廷就已經出現了一個拯救其子女及向國家討回公道的團體:五月廣場母親(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

國家恐怖主義與「骯髒戰爭」時期

阿根廷現時是一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但在半個世紀前,阿根廷的掌權者仍以威權主義治國。在經過近20年的經濟停頓、軍人及文人政府頻繁交替後,伊莎貝爾.貝隆(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在1973年以副總統的身分掌權,並在1974年成為代理總統。在她和社會福利部長何塞.洛佩斯.雷加(José López Rega)的領導及支持下,右翼軍事組織「阿根廷反共同盟」(Argentine Anticommunist Alliance)以止暴制亂(註)、重建國家的名義,大肆抓捕及殺害異己。除了針對共產主義者及游擊隊外,年輕人、工會成員、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也會無故被捕或失蹤,而當中的國家暴力亦比以前更普遍及有組織,屬國家恐怖主義(state terrorism)的開端。

1976年,右翼團體以政變推翻了伊莎貝爾的統治,但迎來的並不是和平、自由、民主的光明之路,而是惡名昭彰的「骯髒戰爭」(Dirty War, 1976–1983)。軍政府強調必須無所不用其極地消滅所有妨礙「國家重組過程」(The National Reorganization Process)的「恐怖分子」或「共產主義者」(當時拉丁美洲威權政府常以此為由排除異己)。時任總統豪爾赫.拉斐爾.魏德拉(Jorge Rafael Videla)聲稱「為了保障國家安全,所有危害國家的人都必須死」。聖琼將軍(General Ibérico Saint-Jean)更表示他們會「先殺掉所有顛覆分子,然後則殺害他們的共犯,其後則解決掉反抗勢力的同情者,再針對那些漠不關心之徒,最後則消滅那些膽怯者」。

阿根廷的「骯髒戰爭」是一段侵害人權的可怕時期。政府常在晚上派員到異見者住所並綁架他們至環境極為惡劣的秘密拘留中心(Secret Detention Centres),並在那裏虐待他們。常見的有毒打、電擊、水刑、令受虐者窒息昏厥、槍擊並刺激其傷口等等各種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手段。至於受虐至死的受害者,政府不會把遺體交還家屬,只會草草埋葬以毀屍滅迹,因此家屬一直得不到任何音信。在短短數年間,數以萬計的阿根廷人「失蹤」,當中絕大部分都是被政權迫害的異見者或無辜人士。「失蹤者」之中有超過八成是16-35歲的青年人及中年人,又橫跨不同界別,包括學生、工會成員、教會人員、記者、律師等。

註﹕文獻上多見「fight/war against subversive」一說,其時局勢仍頗混亂,很多左翼團體採用了各種暴力手段,例如綁架、暗殺目標、與政府進行遊擊戰等。而當時阿根廷政府,包括軍隊、警察、AAA,都主要是針對這些左翼,希望能鎮壓他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這些暴力行為無疑是威脅其統治的顛覆行動,政府應對的方式不是退讓,而是賦予政府機關更大的權力及武力。

為什麼異見者「被失蹤」?

從阿根廷政府的角度來看,這種秘密綁架、虐待、毀屍滅迹的「被失蹤」的手法有眾多好處。首先,不留活口和證據意味着將來被起訴定罪的機會較低,而這也比較不會招致國際間的反感。在60年代,希臘軍政府採用傳統的打壓手段:濫捕及虐待,引來人權組織的注意。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更派員到希臘調查並發表報告,而該報告為1974年對希臘軍政府的審判提供了寶貴的資訊。有鑑於此,智利軍政府開始採用「製造失蹤者」的打壓方法,但他們往往是在白天公然捕捉異見者,這同樣引來極大反彈。相比起希臘和智利,阿根廷軍政府的做法更「聰明」﹕在夜間闖到目標的家中並暗中綁架他們至秘密設立的拘留中心。即使任何人或組織生疑,也找不到確鑿的證據取信於人。

更重要的是,相比起戒嚴等白色恐怖手段,「被失蹤」是更為高明的心理戰。在缺乏足夠的證據下,民眾對針對政府指控半信半疑。即使民眾相信這些指控,這種看似只針對少數人的鎮壓手法令他們相信只要自己「潔身自愛」就足以自保。與此同時,因為民眾無法摸透國家針對的目標及抓捕的標準(這些標準似有還無,「似有」所以令民眾嘗試推測出背後的標準以自保,但實則上並沒有明確的標準,民眾就更加不安),所以無法確定自己真的安全,從而終日惶恐不安。

「被失蹤」也對失蹤者的家人構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家屬不願意相信自己的親人已經受虐至死,更有人存有一絲希望,認為只要自己當個順民,政府便會放過被捕者,甚至釋放他們。

「五月廣場母親」的非暴力抗爭

但儘管如此,還是有些失蹤者家屬挺身而出,要求政府交代並公開真相。面對一個個的失蹤者家屬,政府立場明確﹕否定一切「失蹤案件」,強調政府並沒有捉走任何人、沒有設立秘密拘留中心、亦沒有任何關於這些「失蹤者」的資訊。甚至,求助者被政府斥為別有用心,嘗試以此動搖國家之徒。在政府的控制下,媒體也不作報道,令他們更形孤立。

但這種孤立卻迫使失蹤者的家屬團結起來。經過多重考慮,他們決定以女性為主力,組織了「五月廣場母親」。在1977年5月6日,14名失蹤者母親聚集到總統官邸及內政部旁的五月廣場,要求與總統對話。其後,她們收集了237名母親的簽名,於同年10月母親節的時候登報,要求政府公開真相。

政府軟硬兼施,嘗試打壓和分化五月廣場母親。在第一次集會後,政府很快便開始限制人民在五月廣場集合及聚眾的權利,並強調在五月廣場非法集結及逗留要面臨5到25年的刑期。政府又規定任何聯署登報或公開批評政府(public denunciations)的人都必須提供身分證號碼,試圖嚇退同情者。另外,利用臥底滲透,掌握五月廣場母親的計劃和情報,方便政府捉拿及打擊她們。

同時,政府繼續進行其心理戰。政府一方面繼續否認,並標籤這些母親們為「瘋婦」(las locas, the crazy women)及批評她們違反「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美德觀,藉此減弱民眾對母親們的信任及同情。在另一方面,軍人不斷搜查母親們的住所,令即使同情她們的人也不敢與她們接觸,努力疏遠她們以自保。而政府也看穿父母之愛會令母親們嘗試去絕望中尋找一絲希望,說服自己失蹤的子女尚在人間。有時候,政府更會釋放少數被捕者,令家屬們相信「奇蹟」可能降臨,削弱了對抗的決心。

在種種限制下,選擇堅持下去的五月廣場母親仍發展出多樣的非暴力抗爭手段,甚至靈活得讓政府難以招架。面對政府祭出的嚴刑峻法,母親們決定「be water」:在廣場不斷流水移動,避免落得「逗留」、「集結」等罪名。她們亦一再強調自己只是因子女或親友失蹤而千方百計尋求真相和找回失蹤者的尋常母親,以此爭取支持。為了令大眾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及迫使他們正視現實,五月廣場母親開始在每星期四舉行定期集會,並會高舉關於失蹤者資料和照片的牌子。在親身接觸及交流後,人們發現她們絕非政府口中的瘋婦。

先前說過,阿根廷表面上享有資訊自由,但媒體主要受國家操控,這令大眾難以清楚五月廣場母親的訴求。於是,除了每周四舉行定期集會外,她們又會進行大量宣傳工作,包括出版每月刊物、在公眾場所派發小冊子等。除此以外,他們又極力爭取外國注意。阿根廷主辦1978年的足球世界盃,開幕禮和揭幕戰正好在6月1日星期四下午舉行。當時國內輿論認為為了保住國家面子,五月廣場母親應該停止一次集合抗議,但她們沒有放過這個機會,亦成功吸引到外國記者的廣泛報道。到了1979年,政府正式清場,令母親們無法在五月廣場聚集,直至1981年12月母親們發起抗爭巡遊(resistance march),正式回到五月廣場。在這段期間,她們只能「深耕細作」,利用這段時間與不同的人權組織合作,繼續追查線索,又聯同工會組織罷工向政府施壓。

軍政府倒台後的調查

阿根廷軍政府於1983年倒台,其近因在於福克蘭戰爭的戰敗及無力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但五月廣場母親靈活的抗爭手段及展現的精神也功不可沒。顧名思義,國家恐怖主義試圖在國內散播恐懼,而恐懼的特點之一在於它令人只關注自己或與自己親近的人,不去同情他者承受的苦難。從這個角度來看,抵抗國家恐怖主義的情感武器就是愛與關懷:親情超越了恐懼,為了子女不惜置生死於度外;而他們自然流露、假裝不來的愛也極具感染力,令國家的抹黑不攻自破。母親們面對極大的恐懼,但這也無形中令她們更靠近彼此、更團結一致,組織變成了她們唯一感到安心的家,並從中得到慰藉和力量。

新政府上台後,總統勞爾.阿方辛(Raúl Alfonsín)授權成立了「強迫失蹤問題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Disappearance of Persons,下稱CONADEP),調查在「骯髒戰爭」時期的各種「失蹤事件」及侵害人權的罪行。然而,因為阿根廷局勢仍深受軍方勢力影響,而軍方不願與新政府合作,只交出了9名加害者的名單,又銷毀了大量文件,令CONADEP難以搜證。在1984年,CONADEP發表了名為《絕不能再犯》(The Nunca Más (Never Again) Report)的調查報告,確認在「骯髒戰爭」期間,被害者至少有8961人(普遍相信數字被嚴重低估),而絕大部分的「失蹤者」都已經被殺害。

五月廣場母親們不得已接受自己不可能與失蹤子女相見的現實,但仍堅持為死去的子女討回公道。她們繼續每周四在五月廣場聚集,要求追究加害者、找回屍體重新安葬、徹查真相的要求。但在各種的政治考慮和限制下,新的民主政府傾向特赦軍政府的高層,又在1986及1987年訂立《停止追究法》(Full Stop Law)和《應得權威法》(Law of Due Obedience),阻止受害者家屬調查和控告加害者。雖然阿根廷最高法院在2005年裁定這些特赦加害者的法律違憲,而五月廣場母親至今仍在爭取,但要找出真相、追究加害者、補償受害者,阿根廷的轉型之路還很長。

文//蔡子俊

圖 // 網上圖片、資料圖片

編輯 // 陳志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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